調研稱個別地區黑惡勢力抬頭 官黑勾結致破案難

法制日報記者 杜曉 法制日報實習生 谷艷東

一份干部履歷表，載有重慶市渝北區、南岸區副區長，豐都縣委副書記、縣長，重慶保稅區開發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等職務。

一份判決書，注上了“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兩紙文書，將“官”、“黑”兩個印章蓋在了一個人身上——年逾半百的劉信勇。不久前召開的全國“兩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中出現的一個詞，無疑是對劉信勇的絕佳注腳——“官黑勾結”。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的表述，2011年，檢察機關將嚴肅查辦“官黑勾結”、欺壓百姓的案件，干擾、破壞、操縱基層選舉的案件以及食品藥品質量、安全生產、征地拆遷、環境保護等方面嚴重侵害群眾切身利益的案件。

自重慶打黑以來，一輪接一輪的打黑風暴一方面掃清了大大小小的黑惡勢力，另一方面也讓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官黑勾結”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按照著名反腐學者、中央黨校教授林喆的說法，“打黑不打保護傘”等于沒打，在未來的打黑工作中，應當進一步嚴厲打擊“官黑勾結”，徹底鏟除黑惡勢力生長發育的土壤。

個別地區黑惡勢力抬頭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黑惡勢力在農村以及城市邊緣地帶，如城中村、城鄉接合部等活動較為頻繁，對人民群眾的影響較大。”

吉林省公安廳公共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朝捷曾對當前個別農村黑惡勢力的狀況進行過調研，《法制日報》記者就此問題對劉朝捷進行了采訪。

劉朝捷告訴記者，個別農村基層組織對農村社會的控制和動員能力下降，影響力在不斷減弱，導致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能貫徹，國家法律、政令無法實施……更為嚴重的是，極少數干部參與黑惡勢力，并成為骨干成員，參與農村黑惡勢力的違法犯罪活動。

據劉朝捷介紹，在東北某地農村，村干部成為涉黑骨干，很多不法活動都以村委會的名義進行，在組織班子成員外出盜竊時，先開集體會議，然后公開行動。從2004年至2007年，該村村干部盜竊數額達15萬多元，從玉米、花生、水稻到生豬，可謂無所不偷。他們相互勾結、相互利用，相關人員實行利益均沾，形成犯罪的群體化，出現了“辦一案，帶一串，挖一窩”的現象，結果是導致該村村委會“全軍覆沒”。

劉朝捷向《法制日報》記者分析說，還有個別地方的領導干部即使沒有受到黑惡勢力的拉攏腐蝕，也對他們極力維護，否認他們是黑惡勢力。其中原因在于，怕承認本地有黑惡勢力影響當地形象，擔心年終考核時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面被否決，故而對當地黑惡勢力采取回避的態度。

黑惡勢力在農村容易“坐大”，在城市中，黑惡勢力的發展同樣存在。北京人民警察學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者向《法制日報》記者分析說，當前黑惡勢力的發展有幾個趨勢：首先是組織化程度提高。嚴格的組織紀律和強權管理，使黑惡勢力成員在心理上產生一種安全感，這種安全感有助于其進行不法活動。

“其次是黑惡勢力向經濟領域的滲透深人。黑惡勢力會利用我國社會轉軌過程中暴露問題的‘有利時機’，加緊向經濟領域進行滲透活動。這樣既有利于掩蓋犯罪團伙的不法活動，又為犯罪所得的巨額收益找到了廣闊的轉移、消融的途徑，犯罪的利潤得以迅速脫離非法領域轉化為‘合法收益’。”這位研究者說，同時，黑惡勢力的“專業化”進程將加快也是一大趨勢。越來越多的黑惡勢力已經將自己的犯罪落腳點放在提供非法物品和非法“服務”中，即制作、銷售毒品、淫穢物品等違禁品，控制賣淫、賭博、插手調解糾紛等，逐步出現了“地下出警隊”、討債公司、調查公司等“專業化”組織，促使其犯罪“專業化”程度的提高。

“官黑勾結”造成破案艱難

“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存在黑惡勢力滋生發展的土壤和條件。如今物質財富豐富，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產生了大量利益空間，在此刺激下容易滋生黑惡勢力；而少數領導干部腐化墮落，與黑惡勢力相互勾結，為其提供‘庇護傘’，加劇了黑惡勢力的滋生。”林喆說。

林喆認為，當黑惡勢力形成的時候，就需要權力支撐，一方面可以為其活動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可以通風報信。這時候黑惡勢力就會千方百計向權力尤其是基層掌權者靠攏，希望能為其撐腰充當保護傘。“當官場風氣不正，缺乏監督機制的時候，‘官黑勾結’就成為一種必然”。

北京人民警察學院的專家也認為，目前，打擊黑惡勢力的一大難點就在于，形形色色的“保護傘”給偵查工作帶來了阻力。“保護傘通常為不法分子通風報信、消滅證據、阻撓檢舉揭發、干擾查處案件等。充當保護傘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為保護黑惡勢力，無所不用其極，以致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假難辨、情報共享’的態勢。不查處保護傘，就無法清除黑惡勢力這一頑疾”。

對于“官黑勾結”的建立方式，林喆認為，黑惡勢力向基層滲透的一個最重要手段就是行賄，通過不斷地行賄，實現權錢交換，在基層建立起一張“官黑勾結”的網絡。

“黑惡勢力主要勾結行政部門，但有的也將黑手伸向了司法部門。通常來說，與黑惡勢力勾結的官員級別越高，保護傘的作用越大。”林喆說。

構筑打黑除惡長效機制

面對復雜的“官黑勾結”網絡，如何有效打擊？重慶打黑的經驗或可借鑒。

重慶打黑被譽為經典之筆的一個主要原因，在于將打黑與反腐結合起來。林喆曾參加重慶打黑研討會，她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從重慶打黑的實踐來看，黑惡勢力與官員腐敗行為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從本質上來說，黑惡勢力為官員腐敗行為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社會基礎和條件，而官員腐敗行為又為黑惡勢力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權力支持。所以，重慶打黑的全過程也是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的過程。”

劉朝捷也認為，從目前農村黑惡勢力的活動狀況來看，打擊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加強基層組織建設。

“遏制黑惡勢力的滋生與發展，必須發揮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各地黨委、政府對打擊農村黑惡勢力要有明確的決心和態度，要加強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杜絕地方保護主義，協調各有關部門，全力支持執法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劉朝捷說。

此外，林喆進一步分析說，應該逐步將打黑工作制度化。

“要頒布打黑除惡的專項立法，這部法律中應該包括：什么叫黑惡勢力，對此應該有嚴格的界定。還應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分工也進一步界定清楚，對于這些成員的量刑標準要有所區別。”林喆說。

同樣參加過重慶打黑研討會的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黃京平對《法制日報》記者說，重慶打黑并不比其他城市打擊黑惡勢力的人數要多，但是之所以引起公眾的關注，其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打掉了很多被視為“保護傘”的官員。

黃京平認為，應該關注運用綜合治理手段，確保打黑除惡的效果能夠更加長期有效。包括改進城市管理的各種手段、打黑除惡的理念、各種制度上的安排以及未來的制度構建等，將運綜合治理的手段達到更好的效果。這既符合社會規律，也是提高執政能力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