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富豪海外狩獵：獵殺盡可能多帶不走就扔掉

殺死動物是為了保護它們？

隨著出國打獵的富豪越來越多，富人狩獵在國內引起越來越多的爭議。

多年來，戰利品狩獵者一直聲稱自己是“自然保護者”，他們認為，野生動物得以生存的唯一渠道是被賦予經濟價值。也就是說，只有讓當地的老百姓認識到野生動物的價值，從中得到經濟利益，才能讓百姓自覺地保護動物。如果百姓得不到利益，就有可能不保護甚至偷獵動物。

王巍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1994年，南非白犀牛有6700頭左右。為了以利用促進保護，國際瀕危物種貿易公約決議將白犀牛由附錄一級降為附錄二級，準予狩獵。南非政府向私人莊園主拍賣了494頭活犀牛，獲得相當于人民幣7000萬元的收益。由于犀牛棲息地擴大以及解決周圍土著居民的民生問題，私人莊園紛紛將犀牛繁殖后，向狩獵者和世界各大動物園出售，使種群數量迅速增加，已增長到目前的17600頭。

2011年8月，王巍在國內一個“我為什么狩獵”講座中提出“狩獵是一種可持續的保護動物的手段”，話音剛落，便遭到了在場聽眾，特別是媒體記者們的質疑。

聽眾中不斷有人大聲問道“你是說殺死動物是為了保護它們？”王巍當時沒有再做更多的解釋。

與此觀點相反，國外動物保護組織“反對殘忍體育項目聯盟”2004年12月提交給(英國)環境部長的報告中提出，生態旅游比戰利品狩獵給當地人帶來更大的收益：根據2004年11月南非伊麗莎白港大學進行的一項研究，私人禁獵區的生態旅游創造了海外狩獵15倍的收入。雖然獵人付重金，但是普通游客的數量要高得多。獵人一次就把動物打死，但是攝影游客拍攝了上千次后動物仍舊活著。“拍攝一只帶鬃毛的雄師一年能給肯尼亞國家公園掙來五萬美元。相比之下，在與之比鄰的坦桑尼亞，一個獵人一般付一筆2000美元的‘戰利品’費用，而獅子就永遠消失了”。

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北京達爾問求知社的研究員劉慧莉說，戰利品狩獵的落腳點依然是殺害。保護并不是直接目的，也不能保證每一個獵人都在乎自己花的錢是否用于當地保護事業。狩獵者打完獵拿上自己的戰利品就離開了，很少關心狩獵費是否真用到當地的環保和動保事業上了，事實上很多狩獵者的錢都進了當地官員的腰包。

很多狩獵活動被質疑為踩法律的紅線。亞洲動物保護團隊發起人暨執行長蘇佩芬說，“現實中，很多狩獵的許可證里狩獵的目的和可狩獵的人在使用時與原證書內容不合。”

蘇佩芬沒有絕對反對狩獵，但是對一些落后國家是否對申請手續和狩獵證書嚴格把關，狩獵的數量是否依據科學研究的數據表示擔心。蘇佩芬在回復《中國新聞周刊》的郵件里寫道：“把狩獵動物做為人們的娛樂活動是極為殘忍的，現在物質生活條件改善了，反以殺生做為娛樂，成為西方利益集團的獲利的主要來源，中國的新興中上階層應多為警惕。”

盧彬在國內的俱樂部及富豪狩獵團也受到了質疑。3月8號開始，我愛狩獵俱樂部網站上除了盧彬本人，其余照片中國國內富豪獵人的面孔統統被打上了馬賽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