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地高考大限已過 全國四地“爽約”

在全國率先出臺異地高考政策的山東省，其優(yōu)質高等教育資源并不十分充足，而山東又是高考大省，高考競爭十分激烈，因此對外地考生吸引不大。因此山東推出門檻并不高的異地高考政策，并不擔心高考移民，反而還可以及時補充其自身生源的不足。

而對于一些優(yōu)質教育資源集中，人口流動量大，隨遷子女多的省市，在制定異地高考政策時就遇到很多難題，比如廣東，統計顯示去年廣東省義務教育階段的省外戶籍隨遷子女達到了171萬人，而今年這一數字超過了188萬。

異地高考方案還需頂層設計

北京異地高考”過渡方案日前被披露，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可在京參加中職、高職考試錄取以及開放大學、網絡高教、成人自考等考試錄取，想上本科門都沒有。這也反映他們制定政策的權限所在，很多本科院校乃教育部直屬，招生指標地方無法左右。“壓哨”出臺的京滬粵地區(qū)異地高考方案，注定無法破解隨遷子女異地高考問題，引來網上吐槽無數也是必然。10月25日，上海市教委門前，部分上海市民和外地家長就異地高考問題進行“激辯”，當地居民罵“占海特們”為“蝗蟲”，雙方利益博弈可見一斑。地方出臺的方案只能是非此即彼的二難選擇。

分配不公影響一陣子，教育不公影響一輩子。農民工隨遷子女的平等教育權要保護，但是不能保護了“占海特們”，而以損害當地考生的利益為代價。只有全盤考慮，統籌調配招生計劃，平衡本地考生和外來考生的利益，才能實現各方共贏，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要義。解鈴還需系鈴人，要解開異地高考的死結，擔當這一重任的只能是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