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回顧世行四年：發達國家沒有“真經”

3月7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舉行第二場記者會，六位政協委員就“推動科學發展”等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當一名外國記者用英語向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提問后，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客串了現場翻譯，圖為林毅夫翻譯完后開心地笑了。中新社發張浩 攝

中新社北京3月8日 題：林毅夫回顧世行四年：發達國家沒有“真經”

中新社記者 張冬冬

“在世行，我相當于重新讀了一個大學，因為四年的時間，讓我有機會‘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在世行、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當中，也更加強了我的一個信念：在發達國家根本不存在一本所謂的‘真經’。”

再次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的林毅夫，去年6月卸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職位，回到北京大學執教。今次兩會期間，他在回答中新社記者提問時，回顧四年世行歷程表示，“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國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他表示，在世行四年時間，自己收獲非常大。從世行回來，自己進入一個著作高產期，先后出版了《新結構經濟學》、《繁榮的求索》、《從西潮到東風》等書籍，“這都是我在世行四年，對世界重大經濟問題的思考和建議”。

林毅夫介紹說，自己在這幾本書的前言里面談到，“作為知識分子，我確實是把國家的民族復興、中華民族的復興當作自己的職責。因為，自己在年輕的時候讀書，總是看到自己國家衰落。”

“我在臺灣長大，實際上也就是由于國家衰落所造成民族不幸的一個受害者。照理說從我內心里面，我從臺灣回到大陸來工作，這種心情應該就像一個住在夏威夷的美國人回美國工作是一樣的。但是由于歷史的悲劇，我必須采取特殊的方式，那導致的結果就是現在還不能回家。”林毅夫語調低沉。

林毅夫說，自己作為知識分子，一直在探索中國如何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也一度認為“西方有一本真經”，這本“真經”幫助西方實現了它們的現代化，讓它們富強。“我應該去把那本‘真經’學會，按照這本‘真經’給國家的改革、發展和社會進步建言獻策。”

林毅夫表示，自己在世行工作時，看到很多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感，跟中國知識分子是一樣的，都希望自己的國家、民族富強。他們看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強盛，總覺得西方有一套“真經”，學會了就可以推動國家的發展。

“然而，在美國、在世行、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當中，更加深了我這個信念，實際上在發達國家根本不存在一本所謂的‘真經’。”林毅夫指出，西方經濟學有理論，然而理論是不斷在更換的，“不斷在變就不能叫做‘經’嘛，‘經’是說幾百年、幾千年都不變的”。

“如果在發達國家，都沒有辦法做到所謂‘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你怎么能夠做到說‘放之四海而皆準’呢？”林毅夫說，發達國家的理論，有參考價值，但絕對不能作為中國行為的準則，所謂解放思想就是不受到任何理論的束縛，然后實事求是地來看待中國的發展。

“人家老笑我是‘樂觀派’，我說我是‘客觀派’。”在林毅夫看來，“悲觀派”只看到問題，“樂觀派”只看到機會。“在我的談話中，永遠是把機會跟問題同時談的；而且一定同時講機會如何去掌握，問題的根源是什么、怎么去克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