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詠：叔侄強奸案等錯案法院防錯殺有功錯判有過

第四，充分發揮辯護律師在防范冤假錯案上的重要作用。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辯護律師的基本職責就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這一制度設計，就在于與控訴方形成一種訴訟對抗關系，防止對犯罪的指控成為一種潛在的犯罪認定。我國法律對公訴機關雖然也作出了要重視無罪、罪輕證據的規定，但公訴機關的追訴性質，在本能上肯定是更為關注有罪、罪重的事實和證據，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現代的訴訟構造，為防止一邊倒，通過立法安排了刑事辯護這樣一種對抗力量，從而形成了訴辯對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訴訟格局。從防范冤假錯案角度而言，推而廣之，從確保所有刑事案件審判的公正性、合理性、裁判可接受性而言，辯護律師都是法庭最可信賴和應當依靠的力量。現在出現了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律師不與公訴人對抗，反而同主持庭審的法官進行對抗，甚至演變成了“對手”，律師要“死磕”法官，社會上有人說現在的律師與法官關系是“像霧像雨又像風”，深層原因在哪里？要進行深入分析。個別律師不遵守規則的情況是客觀存在的，但法官是否也存在小題大做、反應過度的問題？思想深處有無輕視刑事辯護、不尊重律師依法履職的問題？工作關系上有無存在重視法檢配合而忽視發揮律師作用的問題？法官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的原則和公正的立場？對此，我們必須認真進行深刻反思。要充分認識到，律師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的重要一員，是人民法院的同盟軍，是實現公正審判、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的無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對個別律師違規發難、無理“鬧庭”的問題，可采取一事一議、就事論事方式，及時向有關主管部門，也就是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進行通報，請他們配合做好工作，不要將這種情況輕易擴大為對整個律師群體的偏見，要充分相信絕大多數律師是具備良好職業素養的，是理性、客觀、公正、中肯的，是人民法院可以依靠而且應當依靠的重要力量。

第五，充分借用科技的力量防范冤假錯案。我們已經進入21世紀，科技發展進步日新月異，光學技術、生物技術、電子技術、納米技術、基因技術已得到普遍應用。眾所周知，科技的應用，最快的是兩個領域：軍事行動和打擊犯罪。關鍵是我們敢不敢用、會不會用。無論是傳統科技還是現代科技，本身都有一個科學使用的問題，既要敢于使用，又要善于使用，既要作為重要的認識手段，又不能盲信盲從。比如DNA鑒定，上世紀90年代初，200個人左右就有一個人的DNA可能吻合，而現在的吻合度已達到4萬億分之一，說明科技本身也是在不斷發展進步的。在美國1989年“中央公園慢跑者”案件中，一位女銀行家在慢跑通過曼哈頓中央公園時被毆打和強奸，警方將嫌疑人鎖定為5名14至16歲的少年，在漫長訊問后嫌疑人陸續認罪且進行了錄像，盡管他們后來堅稱是遭到刑訊后被迫錄下的，但由于這些“強有力”證據認定罪名成立，分別判處5至15年監禁，2002年案件真兇出現和新出現的DNA鑒定結論均表明當時的有罪認定是錯誤的。在日本菅家利和強奸殺人案中，菅家利和1992年被判終身監禁，2009年無罪釋放，判有罪和判無罪的主要證據之一都是DNA鑒定結論，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盡管科技手段有其不足但其在提升辦案質量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覷，我們決不可因噎廢食，只能適應時代要求使用好科技的力量。因此，為充分運用科技力量防范冤假錯案，必須加快提高技術裝備水平，特別是要加大對老少邊窮、基層技術裝備落后地區公安司法機關的支持力度，全面提升基層科技運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