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我國正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

我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對）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張蘊嶺

記者：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努力，我國從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現在大家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我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何謂中等收入陷阱？

張蘊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后，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區間。從世界范圍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先后達到中等收入發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行列的并不多。正因為如此，才把這個區間稱為“陷阱”。拉美國家的情況最為突出，大多數國家長時間滯留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比如阿根廷，在這個陷阱里呆了半個世紀了。拉美大國中只有巴西有希望經過幾年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在東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有日本，后有“四小龍”即韓國、新加坡以及我國的香港地區和臺灣地區。文萊也已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不過它的情況比較特殊，主要靠能源收入，得益于能源價格上漲。馬來西亞本來比較有條件實現跨越，但至今還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還有泰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發展速度也比較緩慢。

記者：為什么有些國家和地區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卻不能呢？

張蘊嶺：從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來看，主要是靠積極的升級政策和良好的體制。具體來說，主要表現為采取積極的產業升級政策，大力推動技術和管理體系創新，以創新來推動產業結構、經濟結構不斷升級；重視對人力資源的培養和利用，不斷改進管理，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形成支持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的包容性機制。從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的教訓來看，主要是沒有形成推動改革創新的政策，經濟缺乏改進升級的動力和支持。還有的是因為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過多，市場缺乏活力。此外，發展缺乏包容性，導致收入差距過大，引起社會內部的分裂，也是一些國家的重要教訓。當然，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很不相同，需要做具體分析，過分強調共性會掩蓋個性特征。

記者：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和教訓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實質是什么？

張蘊嶺：若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實際上是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提升和跨越問題。一般來說，經濟增長需要從依靠勞動、資本投入拉動向依靠技術、創新拉動轉變。這種轉變是生產要素效率提升的過程，也是實現收入由低到中再到高的過程。根據研究，導致一個國家或地區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因素是生產要素效率不升反降，而導致生產要素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長期停滯在依靠勞動、資本投入的階段上。

若從更宏闊的視角來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是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轉變的問題，因為它不僅涉及經濟，而且涉及社會、政治甚至文化等諸多方面。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綜合的進步，包括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包容性、保護生態環境、形成良好的治理制度等。這些方面也許一開始難以同時都達到，比如在初期階段會更加注重經濟增長，但要逐步實現幾個方面的并舉，否則各種矛盾就會累積、惡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進程就會出現停滯甚至倒退。

記者：目前關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與實踐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問題？

張蘊嶺：目前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建立在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上，但以貨幣衡量的收入水平只是一個數量指標，簡單的數字容易產生誤導。現在研究者開始設計一些新的指標，比如“幸福指數”，其中環境因素占的權重就比較大。另外，現在國際上衡量有沒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般以美國為標桿，也就是說要看跟美國相比達到一個什么樣的水平，這也有問題。因此，我們應該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提出新的衡量標準，制定新的跨越指數。

記者：對于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您如何看？

張蘊嶺：目前，東亞地區經濟發展面臨許多新的挑戰。一是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變化，主要是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增長放慢甚至萎縮，出口對東亞地區經濟增長的拉動機制運轉不靈了；二是多數國家的生態環境惡化，收入差距拉大，發展的可持續性面臨挑戰；三是以傳統的工業化、現代化為模板的追趕增長模式受到資源、環境等諸多方面的制約，必須進行調整和轉型。

我國正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盡管很多人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持樂觀看法，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面臨的挑戰還是很嚴峻的。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必須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機制，加快實現經濟增長由依靠勞動和資本投入拉動，向依靠技術和創新拉動轉變；二是必須扭轉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加快向綠色經濟、節能經濟結構轉變；三是必須建立經濟社會發展的包容機制，提高經濟發展成果社會共享度。我們要抓住今后十幾年的發展機遇期，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力爭盡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國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關鍵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