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成受訪者憂公款吃喝回潮 舌尖反腐亟待體制革新

中新網6月24日電 最新一期的《學習時報》刊登陳朋的署名文章《“舌尖反腐”亟待體制革新》。文章指出，91.4%的受訪者擔心公款吃喝之風大面積回潮，其中75.1%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擔心”，很大意義上講，如果不能從體制革新上作出新探索，公款吃喝確實難以真正根治。

文章稱，始于歲末年初的“八項規定”，使得一場“吃的革命”來勢兇猛地席卷整個官場。一系列清新的舉措表明，在高層的強力帶動下，基層“飯局”確有不小變化，“四菜一湯”陸續重返公務接待餐桌。近期，《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搜狐網進行了一次大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2.0%的受訪者對近期新一屆黨中央和政府治理公款吃喝的力度表示肯定，44.7%的受訪者坦言近來身邊的公款吃喝現象確有減少。相對于普通受訪者，接受調查的政府公職人員的感受更為明顯，52.5%的政府公職人員認為近來公款吃喝現象有明顯減少。從這個角度講，新一屆領導集體力推的腐敗治理方略在遏制公款吃喝層面成效初顯。

文章同時指出，然而，同樣是中國青年報社的這次調查顯示，91.4%的受訪者擔心公款吃喝之風大面積回潮，其中75.1%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擔心”。筆者的一些調查也顯示，無論是基層干部還是群眾都對根治公款吃喝持以矛盾心態：一方面從內心深處熱切歡迎杜絕公款吃喝——據媒體報道，73.4%的干部都感嘆自己患上了“飯局焦慮癥”，遇到飯局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僅有9%的干部對飯局感興趣，只要有人請就積極參加。另一方面也對這項規定是否具備可持續性和生命力心存憂慮。客觀而言，基于中國官場運行環境的歷史經驗考察，這種擔心不無道理。但是，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焦慮？何以消除焦慮？

文章表示，從面上看，很多人認為，無論是基層干部還是群眾的這些焦慮來自對政治清新風氣會不會出現“一陣風”的擔心，來自對政策執行會產生惰性運轉的經驗考察，來自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基層應對智慧”的預測。但是，從筆者調研感知和深層機理分析，這種憂慮源于對目前兩大治理體制的糾結。很大意義上講，如果不能從體制革新上作出新探索，公款吃喝確實難以真正根治。這種體制因素主要在于兩個方面：

一是壓力型政府體制。這個概念是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前任副所長榮敬本教授在河南省新密市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在他看來，一級政治組織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考核指標和重要任務，采取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評價體系，責令基層政府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然后根據完成的情況進行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一票否決”式的獎懲。如果說這些考核具有很強的規范性，則也無可厚非，但問題是很多考核程序和反饋機制并不是這樣，隨意性貫穿其間。

這樣一來，基層政府始終是在這種評價體系的沉重壓力下運行，唯上級政府馬首是瞻。因而，在這種壓力型政府體制下，基層政府很難有創新舉措，很多工作都延續著自上而下的行政慣性而展開。當前，這種慣性對根治公款吃喝同樣產生制約。因而，當我們強令要求基層干部要厲行節約、廉潔執政的時候，如果不正視它所生長的大環境，終究是不得要領，隔靴搔癢。試想，僅僅要求基層政府要“勤儉過日子”，而不對其面臨的考核體制作出調整，很難想象基層干部能完全擺脫“吃喝考核”的窠臼。

其實，對于很多基層干部來說，無不深知“酒里乾坤大，壺中日月長”的官場法則，并努力使其成為應對壓力型政府體制下考核任務的“法寶”。在很多基層干部看來，在上級政府考核面前，能否積極認真地做好接待工作，能否從容自如地應對官場飯局，不僅成為檢驗自身是否老練的重要標志，而且成為直接影響其考核成績的重要杠桿。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一位副縣長一天早上要吃四頓早餐、泡八次溫泉的極端接待生活了。也正是對這種壓力型考核機制的無奈和困惑，當前基層干部才從內心深處發出對從簡接待的規則充滿憂慮。這種憂慮即是源于他們自身的實際經驗或者說其“切膚之痛”。

二是高度集中的資源分配體制。“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基層基礎具有極其重要性，為此，中央一再強調要夯實基層基礎，并通過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規范基層政權的行為，并盡可能地向基層施加壓力。在這個過程中，便產生了一種獨特的“中央——地方”關系。一定意義上講，建構合理的“中央——地方”關系對于中國這種超大型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具有必要性。

但是，理應積極構建的央地關系，在實際運行中往往偏離了正常航線，結果出現的便是過于偏頗的“央強地弱”。也就是說，在中央與地方的博弈中，中央部門始終并占據絕對的優勢地位，通過這個優勢地位，中央部門實現了權力和資源的高度集中，相比較之下，地方則處于弱勢地位。“央強地弱”的關系結構帶來的結果是資源分配的高度集中，大量的資源都掌握在中央部門手中，所以也就出現了人們常說的“跑部錢進”。

時下，基層干部憂慮的公款吃喝之風能走多遠，同此也密切相關。在目前的資源配置體制下，鑒于中央部門與地方之間過于懸殊的力量關系，過多地單純要求地方從嚴從緊，而不對中央部門所掌握的資源分配格局予以變革，自然難以保證這次糾偏之風得以持久。一旦當基層面臨更大的發展壓力，再適逢“以城帶鄉、城鄉統籌”發展戰略的實施，中央大量資源繼續下沉、向基層傾斜，不可避免地會在基層政府與中央部門之間繼續展開資源配置的爭奪賽。因而，調研過程中，筆者不時聽到訴說，如果現行的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體制不予以革新，公款吃喝、公款宴請自然難以根治，此乃“有需求就有市場”。

文章強調，對于很多基層干部來說，一邊是沉淀多年的官場飯局文化、權力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一邊是越來越差的身體、越來越嚴格的規章制度和越來越大的懲腐動作，一邊是懸崖，一邊是堅壁，如何在這些因素中間掙扎、捭闔，既考驗著他們的智慧，也讓其備受困惑不已。沒有根本的治本之策，他們只能游走在“請吃”的漩渦之中，五味雜陳、心存憂慮。而要進行釜底抽薪式的革新，則無疑需要壯士斷腕般的決心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