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空心化調查：新一代打工群體成農村“房奴”

“城鎮化”的80后農民工

問題是，當年輕的農民工逐漸成長后，農村的房子怎么辦？

“現在把房子都修好啦，等兩個孫子結婚的時候都不用再修房啦。”林婆婆說。

與林婆婆的期盼相比，她的兒孫輩離農村已經太遠。

冉艷的兒子王濤生于1991年，上學到高二，就出來打工了。現在在東莞的一家廠里做芭比娃娃，一個月工資有2000元左右。

王濤談及自己的工作，明顯與父母不同：“我們做的芭比娃娃，一般會賣到美國，高的要賣7000多美金，現在是高科技的，前面有攝像頭、顯示屏。我們廠一天可以做這種高端的芭比娃娃四五千個。也有一些低端的，我們廠是美國和香港合資的。”

他的生活，也并不“苦哈哈”。

他每個月的開銷主要是：買衣服、打球、上網或者和朋友一起吃飯。他每個月不給父母交工資，只是會給父母買衣服和充電話費等等。

“現在我買衣服有時一個月花500元，上網的錢不多，打球也不多，在廠里住，扣水電費80多元，生活費一個月扣180元。但是我沒有在廠里吃，中午到廠外吃飯，因為廠里的伙食很差，有80%的人沒有在廠里吃飯。現在消費太高了，叫幾個人一起吃飯，喝點酒就要花200多元，一個月的生活開銷要花700多元。”

“新工人們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后，從生活方式到消費模式，都已經是城市人了，很難重新適應鄉村生活。像王濤這一代，甚至沒有種過地，很小就在城市里生活，對土地和農村缺乏認同感。”呂途分析說。

據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發布的2009年調查數據，80后新工人平均寄回、帶回老家的金額為5564元，占外出從業總收入的37.2%。而他們的父輩農民工平均寄回、帶回家的金額為8218元，占外出從業總收入的51.1%。

在呂途眼中，冉艷們是夾在城鄉之間的一代：“有在農村生產生活的經歷，但是外出打工謀生已經是他們現在的生活方式。”

而王濤則是迷失在城市之中的一代。年輕打工者生活方式的“城鎮化”速度，已經逐漸超過了制度的“城鎮化”速度。

“他的工作已經是工業化的一部分，他的生活方式是娛樂和消費主義的一部分，他的發展夢想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即使意識到了艱難，80后、90后打工群體也很少將老家作為退路。”呂途說。

那么打工者辛苦做“房奴”，到底意義何在？

“他們在為‘彼岸’進行著投入，這是他們現在艱苦生活的安慰劑，是現在努力拼搏的興奮劑。”呂途為此感到擔憂和悲哀。

讓打工者逐漸融入城鎮，已是大勢所趨。

今年5月27日，國務院轉發了國家發改委《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首次在國務院文件中提出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居住證制度。

該意見的“推進城鄉改革”部分提到，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將加快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特別是縣城和中心鎮落戶條件的政策。進一步完善暫住人口登記制度，逐步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居住證制度。

李鐵指出，對重點人群的改革，可根據不同規模的城市、外來人口所占的比重設置落戶條件。如京滬居住和就業年限可以相對長一些，京滬轄區的郊區縣和小城鎮條件應適當放寬。“其他城市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明確條件。除居住和就業年限外，不可再行設置其他條件。”

對于未來，王濤有明確的期待。

“我不太喜歡老家和東莞，這里不好玩，工資也不高。等有錢了想到上海開超市，那里發展空間大。”這個來自重慶農村的青年，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上海。中國青年報 記者莊慶鴻 實習生 王詩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