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待業,二胎為男孩 “作為街道一級計生部門,對于超生行為只有受理權,相關的處理須上報區一級計生部門審批,之后才可做出處罰。”相關街道計生科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對于超生行為,街道將對行為人征收社會撫養費也即罰款。對于夫妻雙方戶籍不在同一地的,由雙方戶籍所在地計生部門處理。由于孩子戶籍多隨女方,計生部門一定得先處理完女方超生行為之后,再處理男方超生情況。 據知情人稱,麥啟銳之子頭胎為女兒,2009年出生。而超生的第二胎為男孩,今年4月份出生。而李某并非公務員,目前處于待業狀態。 據了解,新的《深圳經濟特區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條例》規定,違法生育的公民應繳納社會撫養費,深圳戶籍人口社會撫養費以生育行為發生時本市上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額為征收的計征基數。超生一個子女的,對男女雙方分別按計征基數一次性征收三倍社會撫養費。而依據2012年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40742元計算,現在深圳超生一個子女,罰款數額為244452元。 應負一定的政治倫理責任 在回應質疑時麥啟銳曾經向媒體記者表示過,兒媳確實超生,但都是兒子兒媳的事情,跟他無關。可以按照深圳計劃生育條例處罰,但是這與職務不存在關系。對此,市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委員吳立民表示,從法理上說,確實與麥啟銳無關,但從道義上說,卻是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而且如果是公職人員,還得負相應的倫理責任。 “作為父母,不可能不知兒女的超生情況。對此,應及早勸阻,而不是聽之任之。”吳立民說,為何社會會如此關注此事?原因就在于麥啟銳身份特殊,其家人的所作所為對社會的影響極大,產生很壞的示范作用。想撇清關系,道義上也說不過去。“更嚴重的是,如果知情,又出于重男輕女的思想,指使兒媳超生,責任就更大了,更撇不清關系。” 吳立民認為,作為一個領導干部,應該起到督促作用,如果沒有對家人負起責來,子女超生了,社會都看著,就起到了一個反面作用。盡管法律上是沒有規定,但不管怎么樣,作為干部,起碼家里人都沒教育好,從政治倫理方面去考慮,應有一定的責任。 作為父母,不可能不知兒女的超生情況。對此,應及早勸阻,而不是聽之任之。麥啟銳身份特殊,其家人的所作所為對社會的影響極大,想撇清關系,道義上也說不過去。” ——市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委員吳立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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