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文章稱破產是美國經濟活力的象征

希臘就是一個清晰的例子。債權國堅持認為紓困是不可接受的。但結果證明，一個歐洲主權國可能不償還其債務的局面是更不可接受的。于是，歐元區（以及被迫參與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就是為了延后面對現實的那一天。

銀行業發生了同樣的情況。2010年，愛爾蘭政府竭盡所能用納稅人的錢填補本國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的空缺，而不愿意宣布它們資不抵債、保護私人儲戶、讓債權人來收拾殘局。當愛爾蘭政府意識到納稅人的資金已經不足以完成這項工作的時候，歐元區伙伴國迫使該國借款來維持紓困。對破產的極度厭惡，也扭曲了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國家的銀行政策。

與往常一樣，現實最終迫使歐洲人改變他們的想法。希臘的主權債務最終得以重組，但卻是在已經錯失重組的很多效益之后才進行的，而且躲在債券持有人“自愿”的幌子下。盡管塞浦路斯的債務總額較少，但救助俄羅斯儲戶的可能性讓北部歐洲的人難以下咽。

即使是這些教訓也需要時間來消化。2010年，美國政府賦予自己權力，能夠清盤大銀行，迫使債權人承擔損失。但大多數歐洲國家政府尚未推動通過這一關鍵立法。布魯塞爾迫使這些國家這樣做還需要數年的時間——即使各方原則上已經對“內部紓困”的必要性達成了一致。

如果從危機一開始就采取債務重組的務實政策，歐元區能夠實現多大程度上的自救？我們無從得知。但相對于美國和緩但卻明顯地擺脫危機，歐洲錯過這么多年的增長，部分原因就在于歐洲積重難返的債務。美國經濟的債務狀況已經大大緩解，消費再次上升。在歐洲，銀行依靠微薄的資本緩沖茍延殘喘（在其他資金來源枯竭的時候不愿意實施債轉股的結果），拖累了整體經濟。

歐洲可以反駁說，最嚴重的破產——雷曼兄弟的破產體現了美國讓銀行破產帶來的損害。這話沒錯。但美國人和歐洲人從中得到不同的教訓。美國在致力于終結“大到不能倒”（當然這方面的工作尚未完成）。在塞浦路斯危機之前，歐洲卻在做相反的事，在對待即使是最小的銀行時，也好像它們的破產會具有雷曼那樣的破壞性。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曾經寫道：“我曾以為美國人的人生中沒有第二幕，但毫無疑問紐約的繁榮時期是有第二幕的。”他指的是1929年的大崩潰終結了20世紀20年代的繁榮。歐洲必須學習美國多次展示出來的經驗：允許第二幕上演，到時候再讓第三幕登臺。就像通用汽車那樣，底特律也必將走上這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