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精神病人肇事肇禍發生頻率遠低于正常人

問道

應確定首診醫院責任制

對于近來頻頻發生的精神病人行兇事件，作為刑事法律專家的洪道德也表達了自己的擔憂：“無論是刑法還是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都是案發后的一種事后救濟，目前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夠避免精神病人犯罪，做到提前預防。”

洪道德認為，最好通過行政立法的方式，確定精神病人首診醫院的責任制。“精神病醫療部門應當對病人的暴力傾向和程度作出評估，按照病情，區分‘需留院治療’、‘加強監護’以及‘適當注意觀察’等幾個層次，從而方便防范。”洪道德說。

此外，對于精神病人監護人的責任和義務，洪道德則建議參照其他國家的一些模式，即從法律上規定監護人的責任義務，對于明知被監護人有精神病而故意隱瞞拒不送醫，甚至阻撓送醫的人員，如果因此造成社會危害或其他重大損失，則應對其作出相應的行政處罰，并由其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

此外，對于嚴重失職的監護人，通過評估后，可以考慮剝奪其監護權，由精神病人所在單位或基層政府部門將精神病人送醫治療。

應關懷和包容精神病患

王紹禮認為，一個完善的精神疾病防控體系應包括提供急性期治療的各級醫療機構、提供恢復社會功能治療的康復機構以及提供精神病服務的社區機構。在環環相扣的防控體系中，急性期患者能及時門診、住院治療，穩定期患者能得到康復訓練，出院的患者有人管理；對居家的重性精神障礙患者進行定期隨訪，并指導其服藥和康復訓練；而對患者的監護人也要進行精神衛生和看護知識培訓。他說，“通過系統管理，患者就能保持病情相對穩定，肇事肇禍的潛在危害就會消滅在萌芽狀態，我們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將患者肇事肇禍的風險關進籠子里。”

鄭毅也強調，目前人們對精神病人缺乏應有的關心、支持和幫助，歧視并不給予其平等發展的機會和空間，而病患自身和家屬多數也因強烈的病恥感而不敢及時醫治，最終導致精神病患病情惡化，直至危害家庭和社會。另一方面，已經治愈的精神病患也難以再度回歸社會，人們往往透過有色眼鏡看待他們。他建議，尤其對于未能入院的精神病人，家庭、社區應在其治療、恢復的管理過程中發揮更大功效，“最根本的還要靠大家意識上的轉變和進步來逐漸改善這些方面，人們對于精神病患應該有更多的關懷和包容。”

本期策劃 王彬 本版撰文 晨報記者 何欣 李庭煊 實習記者 鐵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