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主政廣東二三事：為廣東改革開放打下基礎

彭洪入獄后，家人兩次給他送去了《毛澤東選集》和生活用品，他在獄中給家人復過兩次信之后，便再沒音信。1968年8月中下旬，彭洪的愛人陳平得知，彭洪被轉移到海豐去批斗。十幾天后，傳來了彭洪“畏罪自殺”、“自絕于黨和人民”的消息。噩耗傳來，彭家人悲憤萬分。在彭洪去世后，陳平帶著兩個孩子被下放到粵北山區的一個干校，在那里待了五年，直到1973年才獲準返回廣州。陳平及彭家親屬始終不相信彭洪是自殺的，要求調查彭洪的死因，但每次都石沉大海。

受彭湃案牽連的人很多，就連彭湃已過90高齡的母親周鳳也未能幸免。1966年11月的一個深夜，老人突然被秘密帶走，關押到海豐縣公安局的牢房里。四個月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人被送回家。林彪、“四人幫”在廣東的爪牙停發了國家發給她的生活補貼，取消她的糧食供給和戶口，還勒令當地醫生不許為她診病。

1967年4月，與彭洪一起被關押的黃秀文在押送途中患病，他利用看病的機會逃離廣東，一路乞討到了北京。黃秀文在解放初期曾受國務院邀請，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到聶榮臻家作過客。當黃秀文到北京后就在聶家附近等候。一天，當聶榮臻的汽車出現時，黃秀文急忙上前攔車。當聶帥看見黃秀文時甚為驚訝，關切地把他拉上車。黃秀文向聶帥匯報了反彭湃事件和彭湃母親周鳳受迫害得不到醫治的情況。聶帥大為震驚，表示要解決好此事。不久，中央文革和國務院根據中央指示，聯合致函廣州軍區，要求盡快把周鳳接到廣州治病。但是，海豐縣極左勢力很快進京，前來阻撓。直到1967年11月中旬，廣東省革委會負責人才按照中央的指示，通過省民政廳，在海豐駐軍和群眾的幫助下，將周鳳從海豐接到廣州治病。周鳳于1973年3月12日在廣州辭世，享年102歲。

1967年8月26日，反彭的幾個頭目操縱群眾組織，向各公社發出電報，誣稱維護彭湃烈士英名的干部群眾破壞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圍攻、毆打參加會議的代表。隨后，幾個公社立即組織了5000多人的武裝隊伍，攜帶機槍、沖鋒槍、步槍等進入海城鎮，沿途任意開槍。遭“圍剿”的群眾紛紛上山躲藏。彭湃的幾名親屬在這次暴行中相繼遇害。1967年“8·26”事件后，周總理下令收繳槍支，停止殺人，不準圍捕上山群眾。然而，兇手竟然上街游行示威，張貼“猛揪國務院后臺老板”等反動標語。他們大搞株連，對死難者家屬進行慘無人道的迫害。

1973年，黃秀文再次逃到北京，在聶榮臻元帥辦公室周秘書的幫助下，到中南海見到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周總理仍然記得黃秀文。1927年10月南昌起義失敗之后，當時周恩來、葉挺、聶榮臻等人在擔任南塘區委書記的黃秀文和他父親黃依成等當地同志幫助下，渡海赴香港。周恩來身患瘧疾，連日高燒，處于半昏迷狀態，一直住在黃秀文家，是黃依成、黃秀文父子每天背著周恩來去找郎中看病。周恩來的病治好后，黃秀文等人用小漁船將周恩來、葉挺、聶榮臻等人搖渡護送到香港。當黃秀文向周總理匯報了海陸豐發生的令人發指的反彭湃血腥事件以及彭湃遺屬慘遭不幸和自己遭到批斗的詳情時，周總理極為震驚，親批了字條交給葉劍英。

1978年6月18日，習仲勛和省委有關負責人專項聽取關于海陸豐問題以及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黨問題的匯報。習仲勛結合所掌握的大量證據和事實，認為為彭湃及親友平反的時機到了，下決心要為在反彭湃冤案中死難的和受迫害的干部群眾平反昭雪。

彭洪的愛人陳平至今仍清楚地記得，1978年初夏的一天，她在省委珠島賓館第一次見到習仲勛。習書記手里拿著陳平數月前寫給中央和省委的申訴信，信的前面就是周總理親批的字條。習書記將周總理批條的來歷告訴她，握著陳平的手關切地說：“彭洪同志的案子，中央很重視，省委一定會抓緊落實好，對案件進行調查。”

1978年七八月間，習仲勛開始了他為期一個月的東三區(梅縣、汕頭、惠陽)之行。在汕頭地區，他考察了海豐縣，聽取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海豐縣發生的大反彭湃問題的匯報。8月13日上午，習仲勛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并作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強調對海豐縣嚴重違法亂紀的人要嚴肅處理。10月30日，習仲勛主持召開的省委常委會議決定，“要加快清查和落實政策工作的步伐，對錯案、假案、冤案，要大張旗鼓地平反昭雪”。

根據習仲勛的指示，1978年夏天，聯合調查組進駐海豐。調查組歷經半年多調查，查明了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真相。1978年11月，調查組通過走訪，找到一名曾參與掩埋彭洪尸體的農民，并根據他提供的線索，找到了一具遺骸。再根據陳平描述的彭洪特征，調查人員判定，這正是彭洪的遺骸。1978年11月10日，海豐縣委為彭洪舉行了追悼大會，其他受株連的干部、群眾也得到平反。參與迫害的人，受到了嚴懲。

1979年1月25日，廣東省委對海陸豐反彭湃烈士事件作了定性，認為這是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矛頭指向周總理、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