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翻烙餅”不是人民之福

自8月14日武力清場以來，埃及傷亡人數不斷上升，國內局勢日趨惡化。20日，埃及軍方逮捕了穆兄會最高領導人巴迪亞。與此同時，前總統穆巴拉克有望近日被釋放。一抓一放之間，意味著埃及曾經顛覆的權力格局正重新顛倒過來。埃及在折騰了兩年多之后，似乎又重新回到原點。

埃及政壇走馬燈式的戲劇性變化，折射出該國乃至整個中東政治轉型中的一種常態現象：即中東政治轉型始終在弱勢民主與軍人干政之間循環往復。2011年中東劇變前，突尼斯、埃及、也門、利比亞等國基本都是“穿著西裝的軍人”進行統治。這類政權大多建立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勵精圖治，叱咤風云。然而，隨著歲月流逝，當權者日漸背離原來的階級屬性，喪失進取性和革命性，原來威權統治的弊端日漸顯現。2011年中東劇變和隨之而來的民主化轉型，實際就是中東政治新陳代謝的結果。

然而，在中東政治實踐中，民主政體的運轉比威權政體更不順暢。早在20世紀20年代，埃及、約旦等國就已程度不同地建立起議會民主制，因而這一時期也被稱為“自由阿拉伯時期”。但這種民主制度并不能解決這些國家面臨的各種深層次問題。納賽爾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在1923到1953年間已經有過一個民主體系……農民們只是根據他們主人的指令進行投票。”這些被西方津津樂道的民主政體，實則是個巨大的“豆腐渣工程”。據此不難理解為何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類政權紛紛被軍人干政和強人政治所取代。

而2011年中東劇變后的民主轉型遇到的問題，比“自由阿拉伯時期”還要嚴峻。民主政治的競爭性特點，本身就容易導致分權和黨爭，而中東各國由于普遍存在貧富分化、教派林立等先天不足，民主化很容易導致政治極化和教派政治現象。當年伊拉克的“民主重建”激發起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之間的教派沖突，而當前埃及的民主轉型則引發了宗教與世俗力量的對決。而且，由于這些國家長期實行高壓統治，各派力量均缺乏遵守“游戲規則”的意識：勝利者往往獨斷專行，甚至暗殺反對派領導人；敗選者則不肯愿賭服輸，敗選后仍屢屢謀求權力重組和政治洗牌；普羅大眾缺乏耐性，只要看不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便重新走上街頭。所有這些，使整個國家日益陷入無政府狀態和惡性循環。

很顯然，在大眾參與與政治秩序之間，埃及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將恢復秩序放在優先位置。而軍隊無疑是充當這一角色的最佳人選。一方面，軍隊掌握“槍桿子”，是唯一有能力在政治動蕩中恢復秩序的組織性力量；另一方面，相對于其他政治社會組織，軍人集團具有跨階級特性，其利益認同具有一定模糊性，因而更容易被各界普遍接受，推行更具有民族主義、世俗主義色彩的政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埃及軍方才“閃亮登場”，借用民意推翻穆爾西政府，并直接用武力清場。從這一意義看，埃及出現軍人干政乃至重新組建軍人政權有其必然性。但長遠看，埃及當前的軍人政權仍將面臨穆巴拉克曾經面臨的命運，屆時埃及可能再次向民主化方向轉向。

如何打破這種“翻烙餅式”的權力循環，已成為擺在埃及民眾及其他發展中國家面前的共性難題。這個問題沒有統一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在可以處理好民主與集中、代表性與有效性關系時，埃及政治體制才可能穩定下來。

(作者為本報特約評論員、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田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