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對美在中東利益至關重要 美對埃軍方手軟

奧巴馬的第一項公開懲罰舉措是取消名為“明星” (Bright Star)的軍事演習，這是兩國軍隊之間規模最大的合作行動，同時也是這種合作關系最有力的表示。但鑒于埃及的暴力事件不斷升級，埃及可能無法保證計劃參演數千名美國士兵的安全，取消軍演的決定可能是一個明智之舉，不管這會帶來怎樣的政治問題。

美國國防部早些時候已經推遲向埃及空軍交付四架F-16戰斗機，對于國防部來說，其他舉措實施起來可能就沒這么容易了。

今年退休的原美軍中央司令部(Central Command)司令詹姆斯·馬蒂斯上將(Gen. James N. Mattis)表示：“我們需要他們的蘇伊士運河，需要他們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需要他們允許我們飛越領空，需要他們支持我們針對極端分子的持續斗爭，這些極端分子對埃及的民主過渡進程造成威脅，同樣也對美國利益造成威脅。”

雖然對美國來說，與埃及軍方維持和睦關系比開羅建立一個激進、敵視美國的政府更有利，但美國還是有一個暴力的底限——具體在哪里未知，如果埃及跨越了這個底限，美國國防部將無法繼續與埃及軍方合作。

與美國軍方關系密切的埃及將領們肯定知道這樣的例子，美國曾因為威權統治、侵犯人權及安全政策與自身出現矛盾，因而短期或長期限制、甚至斷絕與有利用價值的同盟之間的軍事合作關系。比如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及菲律賓。

同時，奧巴馬政府官員正在認真考慮一些可能的激勵和懲罰措施，促使埃及將領結束鎮壓行動，開啟向民主管理過渡的對話。

奧巴馬政府的一名官員說：“暴行是不能容忍的，但是顯然他們感覺到埃及正面臨著一場關乎主權和存亡的危機，”“所以盡管暴行不能容忍，但如果暴力能終止，并且很快終止，那么我們或許最終能接受這些決定。”

風險就在于，一旦埃及軍方的盟友對危機失去控制，美國可能要做好行動準備。

加利福尼亞蒙特雷的海軍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教授、熟悉埃及軍隊的專家羅伯特·斯普林堡(Robert Springborg)說，數十年來，埃及人在很多方面為美國軍隊提供了幫助，而美國公眾對這些基本不了解。斯普林堡指出，2003年，在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準備階段——在土耳其議會拒絕讓美軍利用土耳其領土從北邊進入伊拉克之后——埃及立刻為五角大樓提供途徑，允許美國的兩個空戰組和隨行飛機通過蘇伊士運河和飛越埃及領空。

鑒于該地區的很多國家都不允許美軍飛越其領空(尤其是在執行戰斗任務時)，對于這個具有戰略重要性而又缺乏穩定的新月狀地帶來說，埃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了一個關鍵而相對直接的進入路徑。

埃及在戴維營協議中的角色對美國在該地區最親密的盟友以色列具有重要意義。在戴維營協議簽署前的40年間，以色列和埃及爆發了幾次大規模戰爭；而在該協議簽署后的40年間則未發生任何戰爭。即便在目前的危機中，戴維營協議為促進埃以溝通而建立的軍事通訊系統也在緩解緊張方面發揮了作用。雖然埃及近期向西奈半島增兵的做法違反了戴維營協議，但以色列卻默許了這種行為，因為它知道增加軍隊是為了保證邊境安全以及鎮壓正在升級的激進活動。

眾所周知，奧巴馬政府并未提及要暫停對埃及每年13億美元的軍事援助，這是因為美方也承認，在過去35年間，這筆錢對維持與以色列的和平狀態有幫助。

對于下令對穆斯林兄弟會抗議地點進行清場的埃及軍方，美國官方正在尋找懲罰措施，這方面他們吸取了巴基斯坦的教訓。后者因為核計劃而受到了經濟制裁。

美方所采取的懲罰行動包括終止一項邀請巴基斯坦青年軍官來美國參加武裝部隊學術項目的計劃。這個做法導致整整一代巴基斯坦軍官對美軍毫無好感——而且往往還會持有敵意。如果下一代年輕有為的埃及軍官沒有得到美國軍校的邀請，就可能會產生相似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