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言論自由的法律邊界是不得誹謗他人

二、親告罪或公訴罪：誹謗罪告訴主體之界分

我國《刑法》將誹謗罪主要定性為“告訴乃論”的犯罪——即親告罪。正如《刑法》第246條第二款規定：“前款罪，告訴的才處理，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由于我國《刑法》規定了一個除外條款——即“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這就意味著，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誹謗罪，完全脫離了親告罪的范疇而具有了公訴罪的獨立性質，其告訴主體不再是個人而是國家的公訴機關——檢察機關。如此，我國的誹謗罪的告訴主體就一分為二：《刑法》第246條第一款規定的一般誹謗罪，只能由被害人、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提起告訴；而第二款規定的“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誹謗罪，其告訴主體則是檢察機關。換言之，作為親告罪的一般誹謗罪的告訴權只能由被害人方面行使；而作為公訴罪的“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誹謗罪的控告權則由檢察機關行使，被害人自己將無權干預此類誹謗罪的起訴與否。

無論是刑法理論上還是司法實踐中，對于哪些誹謗行為屬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長期以來理解上存在諸多分歧，沒有形成共識，此種局面十分不利于檢察機關主動介入誹謗罪的訴訟程序，從而有效發揮檢察機關在打擊與防范誹謗罪方面的積極作用。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解釋》第三條專門針對《刑法》第246條第二款進行了解釋：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一)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二)引發公共秩序混亂的；(三)引發民族、宗教沖突的；(四)誹謗多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五)損害國家形象，嚴重危害國家利益的；(六)造成惡劣國際影響的；(七)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情形。

毋庸置疑，“兩高”及時發布的《解釋》，既為當前認定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誹謗犯罪提供了科學的、操作性極強的指南，又為檢察機關積極主動地對“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誹謗行為行使公訴權提供了司法根據。不過，這里有必要指出，在具體認定誹謗行為是否構成誹謗罪的過程中，必須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犯罪構成理論準則。這就是務必堅持誹謗罪的成立，必須是行為人主觀上具有誹謗他人的意圖或目的，客觀上實施了散布有損他人人格、名譽等方面信息的行為。對于那些出于維護國家或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提出監督、批評性意見的，切不可以誹謗罪論處。(謝望原。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