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上海自貿區：破解發展難題 打造改革開放升級版

　　上海財經大學上海自由貿易區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波

今年7月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決定在上海的洋山港、浦東空港和外高橋保稅區以及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兩港兩區”共計28.78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建立新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

8月22日，該方案獲得正式通過。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國務院要加強領導，上海市要精心組織實施，有關部門要大力支持，努力把試驗區建設好、管理好，發揮示范帶動、服務全國的積極作用，這顯示出中央對于自貿區建設的高度重視。

中央關于上海自貿區建設的一系列政策清晰地表明，黨中央、國務院建立上海自貿區、實施“深水區”改革的決心是堅定的，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黨中央在國內外經濟大背景下，為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而采取的重大舉措。為何要選擇在這個時點建立自貿試驗區？為何會首選上海？自貿區的內涵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筆者認為，積極推動上海自貿區建設，是我國破解經濟發展內外難題的必然選擇。

從國內看，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下行趨勢顯現：截至今年8月，我國的PPI（生產者價格指數）已連續18個月下降，產能過剩的陰霾驅之不散；今年上半年我國國際貿易額同比增長只有8.6%，市場擔憂我國是否能達到全年10%的貿易增長目標；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的另外兩個 “引擎”，即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動能也嫌不足。

這一現象，有著值得注意的背景：一方面，我國經濟30余年來的高速發展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但同時也意味著我國的勞動力成本節節攀升，加之人口紅利逐漸流失，因此我國在低端制造業，即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逐漸消退；另一方面，我國的產業轉型升級并未完成，在汽車、電子、精密儀器等高端制造業中還沒有培育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和品牌。這種“高不成、低不就”的狀態若持續下去，很有可能造成我國產業的空心化。

自鄧小平同志提出“改革開放”國策以來，以對外開放倒逼國內改革一直是我們的一條有效路徑：從1984的城市對外開放政策啟動，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提出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開放，再到2001年末加入WTO，我國在一次次的深化開放中迎來改革紅利，創造了經濟持續發展的奇跡。如今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使命，促使我們再次從開放中尋找新的改革突破口。

筆者認為，要以上海自貿區的對外開放為起點，調整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職能，達到通過公平競爭完成企業優勝劣汰，以市場機制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產業轉型升級的目的。因此上海自貿區的建設既是我國經濟建設的一貫思路，也是新一屆政府經濟政策的最好詮釋和重要實踐。

從國際看，在WTO多哈回合談判無法推進、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區域性的自由貿易談判發展迅速，我國面臨的外貿環境趨于復雜嚴峻。2005年，新加坡與三個太平洋小國簽署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

2008年9月，美國高調宣布加入TPP，并且基于自身的利益，對TPP的章程和發展藍圖做了大幅度的修改：美國版的TPP不但要求實現商品（含農產品）貿易全面零關稅，還強調在知識產權保護、勞工標準、環境標準等方面達到美國設置的水平。更重要的是，TPP成員也必須全面開放自己的金融服務業，給予其他成員在投資、商貿、金融服務等領域以國民待遇。

TPP較高的準入門檻一開始令廣大亞太國家望而卻步。于是，2009年東盟提出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期望與中日韓等國一起按照亞太國家的利益建立環太平洋自由貿易區，以取代TPP。然而由于種種原因RCEP進展緩慢，TPP反而加速發展。日本和越南等國加入TPP談判，韓國和東南亞其他主要國家也準備參與TPP談判，因此可能對我國產生不利的虹吸效應。

按照美國版的TPP要求，全開放我國的經濟，在短期內很可能弊大于利，但是，作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貿易國，我國如果被排除在亞太統一大市場之外，從長遠來看必然不利。況且不論是TPP、RCEP或者其他的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談判，幾乎都要求我國在更大程度上開放市場。換言之，對我國經濟，尤其是金融服務業加快改革開放，是我國經濟參與國際一體化進程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