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頻發遭遇事難辦 可否跳出一報道馬上辦怪圈

今年7月，我到北京某公正處做委托公證。公證員要求我提供電子版委托書，我說沒有，她說她有，但要收代書費，每頁紙50元。我感到很納悶，找辦公室工作人員理論：“同樣的電子版委托書，反復為辦事的人提供，反復收費，這合理嗎？”一位像中層領導的人解釋：“收代書費是為了方便百姓的特殊需要。”“我沒有特殊需要，只需要規范的電子版委托。收取200元公證費，難道就沒有提供規范的電子版委托書的義務？”最后，那位像中層領導的人來到公證員身邊，悄悄說了幾句話，免收了代書費。跟我一起去辦事的小伙子說：“要是你不去理論理論，恐怕又要多花兩三百塊錢。”

10月16日，《河南商報》報道稱，鄭州市準媽媽張女士于今年3月懷上頭胎，4個月內跑了社區近20趟，仍未辦下準生證。此事報道當日，有關部門就作出回應，稱已將生育證發放到張女士夫婦手中，并表示歉意，同時對社區負責辦理生育證工作人員給予停職處理。

4個月辦不下來的準生證，一經報道，當天就辦了。在不違反現行政策的前提下，為什么辦個準生證竟讓民眾費盡周折？到底是哪個環節在刁難民眾？為什么要刁難民眾？如何讓民眾跳出“事難辦、一報道、馬上辦”的怪圈？

“事難辦”的背后，似乎總有“潛規則”的影子。在鄭州準媽媽張女士的遭遇中，有一個細節：張女士住百文花園小區，因為小區的開發商“沒有跟辦事處對接，現在街道辦不管這個小區的事”。何謂“對接”？從小區樓管員怕辦事處的人“談辦公房的事”可以看出，因為小區沒有為辦事處提供辦公場地，所以不愿到辦事處為居民做證明人提供方便。

小區開發商是否與辦事處“對接”妥當，原本與小區居民無關，結果卻衍生居民“事難辦”。人們不禁要問：如果小區開發商為辦事處提供了辦公房，是不是居民的事就好辦了？到底是依據哪項權力，讓辦事處在明里暗里要讓開發商提供辦公房？

能夠為民辦事，在一些人眼里，往往代表著“權力”。除了“潛規則”外，往往還有“顯規則”。比如，有網友就稱：“我買房要首套房證明，親戚幫忙辦理的，辦證明可以，蓋了兩個印章，一個印章一百塊！”無論是明里“吃、拿、卡、要”，還是暗里“斗法”，都指向一個方向：只有約束權力“為所欲為”的念想，民眾辦事才不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刁難。

權力到了個別人手里變得“為所欲為”，其實也表現為給關系、人脈提供“無微不至”的便利。一些精明干練的人，在向人傳授處世經驗時，往往會提到“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實際上，這在向人暗示：在中國，無所謂“難事”“易事”，只要有關系，什么事都好辦。

比如，對中國人而言，戶口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可是個別人卻能通過關系、人脈弄到甚至倒賣“假戶口”。一些見怪不怪的事，打通關系、人脈卻能如同探囊取物、手到擒來，這反而刺激公眾相信人脈、崇拜“圈子”的不良心態，于是，凡事放著正道不走，偏要想方設法拼關系、“走后門”。

當前，中國正在經歷著邁向現代化的歷史巨變。現代化，不光意味著高樓大廈、道路四通八達，也不光意味著衣、食、住、行的現代化，也包含著權力運行方式、人的行為方式的現代化。此前，曾有地方政府向社會公布“權力清單”，表明著力打造服務型政府的堅定決心。如何依照“權力清單”，讓民眾方便、快捷辦妥事關切身利益、合理合法的事情，也是檢驗行政效率的重要一環。

人口眾多，是中國的一個基本國情。人多了，要辦的事情，需要政府職能部門為民眾辦的事情，自然也就多了。如何防止難辦的事情出現“累積效應”、讓民眾不時感慨“事難辦”？這一方面需要規范權力運作方式，另一方面也要引導民眾依照透明規則，習慣于“走正路、辦正事”。

在一些大企業，筆者曾見過一些“辦事流程圖”。比如，員工要去運動場健身，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該干什么、如何干，圖表上標注得清清楚楚。民眾到政府職能部門辦事，什么時候也能看到一張張“辦事流程圖”，明明白白辦事、免受這樣那樣的刁難？(黃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