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夫人齊心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憶仲勛》

仲勛離開我們已11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間，與他相依相伴的往事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他似乎仍像以往一樣，關心著黨和國家的大事，關心著我的冷暖，關心著兒女們為黨為國盡忠、為人民服務的情況。在仲勛百年誕辰之際，我想寫一些和仲勛共同工作、生活的往事，以此表達我對仲勛的無限懷念。

仲勛在與我共同生活中，多次談起他的家世。仲勛出生在陜西富平一個農民家庭。習氏和中國其他姓氏一樣源遠流長。1369年（明洪武二年），習家這一脈始太祖習思敬攜家帶口由江西新淦（今新干縣）逃荒要飯到河南鄧縣（今鄧州市）落戶。仲勛為該族西戶習魁之后第九代人。仲勛的曾祖父習玉策生子三人：習永盛、習永山、習永厚。習永盛為長子，是仲勛的祖父。習永盛與張氏夫人在河南鄧縣育有一兒一女。1882年（清光緒八年），因家境貧寒，習永盛不得不再次舉家逃荒，來到陜西富平淡村落戶，后相繼生下仲勛的父親習宗德、叔父習宗仁。在淡村定居下來后，全家除靠租佃土地生活外，仲勛祖父還挑著貨郎擔趕集串鄉掙錢補貼家用，終因貧病交加，凍餓而死在富平城郊的圣佛寺塔下，被埋在附近的亂墳場內。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在外當兵的大伯回到家鄉，給了家里一錠銀兩接濟，加之祖母及仲勛父親、叔父日夜辛勤勞作，家境才有所改善。不久，仲勛父親和叔父這兩房子女陸續降生，仲勛為習家遷至富平淡村后的第三代長孫。仲勛的父親于1928年40歲時病故，母親柴氏也在次年去世，年僅35歲。苦難的家史對仲勛一生產生極大影響?！拔沂寝r民的兒子”，是他在家里常說的一句話。

在民族危亡和家庭苦難中出生成長的仲勛，從小就向往光明進步，立志改變舊中國面貌。13歲的仲勛，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了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15歲時，因參加黨領導的愛國學生運動被關押。在獄中，他立場堅定、斗爭堅決，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2年4月，仲勛和他的戰友們組織發動“兩當兵變”。之后，他和劉志丹、謝子長等同志一道，投入艱苦卓絕的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工作。1933年4月，中共陜甘邊特委在照金召開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雇農周冬至當選為主席，仲勛當選為副主席。1934年11月，仲勛又當選為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當時他才21歲，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娃娃主席”。1935年春，陜甘邊和陜北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統一為陜甘革命根據地（又稱“西北革命根據地”）。這塊革命根據地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碩果僅存”的根據地，成為黨中央、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谷諔馉帟r期，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重托，仲勛先后在關中、綏德地區擔任主要領導職務，把守陜甘寧邊區的“南大門”和“北大門”。他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才能和作出的貢獻，得到黨和人民的高度認可和贊譽。1943年1月，毛主席為他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我第一次接觸仲勛是在1943年。當時西北局從延安大學中學部抽調一批青年同志到綏德師范（簡稱綏師）和米脂中學以學生身份開展工作，我是主要帶隊人（黨支部書記）。在我經西北局到綏德地委轉黨的組織關系時，在綏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觀大院里，看到墻上貼著嶄新的標語，上面寫著“歡迎習仲勛同志來綏德地委主持工作”、“學習習仲勛同志的優良品質和作風”等，這時我才知道仲勛是新任綏德地委書記。由于綏德地區是1940年剛開辟的新區，加之綏師一些學生對共產黨缺乏認識，政治思想比較混亂。那時，我被編在綏師思想最活躍的秋三四班級學習并擔任黨支部書記。當時，學校發生了“貼黑頭貼子”（寫匿名信貼在校內墻上）、“打石頭”（教員楊典被石頭打傷）等案件。而此時正值陜甘寧邊區開展防奸運動，綏德地委對案件十分重視，不僅派地委宣傳部長李華生同志來學校蹲點，作為地委書記的仲勛還親自來綏師作相關報告。就是在這次大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仲勛。我和仲勛的直接相遇是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個星期天，我正從雕山書院女生集體宿舍經教室走過來，突然看到迎面走來的仲勛，我趕緊給他行了一個軍禮。他看到我，微笑著點了點頭，便走了過去。

隨著防奸運動的深入和受“搶救運動”的影響，一時間，“特務如麻”的陰影和“逼供信”、“假坦白”的氣氛籠罩著綏師，全校學生不被懷疑者所剩無幾。學生家長對此意見很大，甚至對黨不滿。這引起了綏德地委和仲勛的重視，決定把綏師作為領導綏德地區整個部署的重點來抓。為了加強領導，調原綏德縣委書記宋養初來校任黨總支書記，黨總支派學生黨員代表到地委請示匯報工作。這時，仲勛親自接見了我和白樹吉。在仲勛宿舍兼辦公室的窯洞里，我第一次看到掛在墻上的毛主席給他的親筆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題詞是用毛筆寫在漂白布上的。談話中，仲勛用深入淺出的話語提醒我們，應該對在“搶救運動”中出現的偏差進行抵制。他循循善誘地對我們說：“如果這樣下去，連你們幾位也會被懷疑?！彼屛覀儏f助黨組織總結經驗，實事求是地做學生的思想工作，幫助黨組織扭轉“假坦白”造成的混亂局面。仲勛的話使我豁然開朗，明確了方向。同時，仲勛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態度以及獨特的語言魅力，令我十分敬佩。

為了安定人心，挽回不良影響，仲勛邀請學生家長到綏師，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并召開有學生家長參加的校內外3000人干部群眾大會，進一步宣傳黨“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防奸政策。從那以后，綏師的運動逐步走上了穩妥健康的軌道。隨后，順利地轉入審干整風階段。

在仲勛的直接領導下，綏德地區審干整風的甄別工作進行得扎實、果斷、有力。仲勛在作整風報告時說：“對黨要忠誠，不要說假話，說假話就會起到破壞運動的作用。”他還說：“我們黨講黨性，我看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彼麑憟蟾娼o中央和西北局，建議立即停止“逼供信”，糾正“左”的偏向。這在當時的形勢下，是要冒政治風險的，實屬不易。

在綏師防奸運動中，我經常作為學生代表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運動后期參加綏師黨總支工作，擔任總支委。由此我和仲勛在工作中接觸的機會就增多了，彼此增加了了解和信任。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談起婚姻大事。他寫信說：“一件大事來到了”，“我一定要解決好”。他請李華生、宋養初和我談話，介紹他的情況。仲勛還告訴我，何長工同志（我在太行抗日前方抗大一分校學習時的老校長和抗大總校工作時的教育長）曾寫信向他介紹我。仲勛讓我寫了一份自傳直接交給他。當時的我，用我姐姐齊云的話說“是一張白紙”，因此，自傳也就寫得相當簡單。有趣的是，當仲勛看到我為早日參加革命隊伍，曾盲目地從家里偷跑過兩次而都被父親追了回去的敘述時，笑著說：“我年輕的時候也和你一樣。”但在當時，我對仲勛的歷史還不了解。他只是輕描淡寫地告訴我，他是陜甘邊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不久，經組織批準，我和仲勛在綏德結婚了。

1944年4月28日，在綏德地委后院的一個窯洞里，我和仲勛舉行了婚禮。這天上午各方人士來了不少，紛紛向我們表示祝賀。其中有我們的證婚人、抗大總校副校長兼教育長何長工，抗大總校負責人李井泉，獨一旅旅長王尚榮，政治部主任楊琪良，綏德專署專員袁任遠等。時任綏德地區保安處長、被稱為“中國的福爾摩斯”的布魯同志，還為我和仲勛拍了兩張照片留念。婚禮上，我和仲勛及以上幾位來賓同桌吃了一餐飯，這在當時的條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了?；楹?，仲勛對我說：“從此以后，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蔽依斫馑囊馑?，在艱難的歲月里，作為革命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過多關照。這一年夏天，我從綏師畢業后，就去農村基層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