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夫人齊心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憶仲勛》

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仲勛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繼而調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46年任西北局書記，主持西北局工作。我后來除在中央黨校六部學習一段時間外，都在農村基層工作，并在那里經歷了全國解放戰爭。我參加了綏德縣1946年至1948年“義合會議”前后幾個時期和延安老區的土改工作，對西北局正確貫徹黨中央、毛主席的土改方針政策，抵制“左”的干擾，有了切身體會。仲勛領導土地改革的正確做法，得到毛主席的贊同，他在仲勛提出的關于糾“左”意見的報告上批示：“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和各縣的土改工作。”

仲勛高度重視黨群關系，經常回顧當年在創建陜甘邊根據地斗爭中黨和群眾之間建立的魚水之情和血肉聯系，說：“沒有群眾的支持，就沒有我們的一切。”他經常鼓勵我，要我安心基層工作，深入聯系群眾。在給我的信中，他寫道：“農村是一個大學校，是學之不盡的知識寶庫，用之不竭的知識源泉。”他還以自己過去開辟陜甘邊根據地時一村一村做調查、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的切身體會指導我，讓我重視基層經驗，并說：“如能做好一個鄉的工作，就能做好一個區的工作。”仲勛的教誨，使我更加堅定了在基層工作的決心。這個階段，我和仲勛雖然多是分居兩地，但我們的感情卻日益深厚。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向陜北發動進攻后，西北野戰軍在彭德懷同志和仲勛的指揮下，正確運用“蘑菇”戰術，在取得延安保衛戰勝利后，又接連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戰三捷”，使蔣介石“三個月解決陜北問題”的企圖化為泡影。

1949年3月1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是個女兒。我母親給她取名“橋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結束以后，仲勛跟隨中央機關進入北平，并參加了入城式。這一次，他還見到了剛剛起義過來的我的父親以及我的姐姐齊云。回延安后，仲勛為我帶來了姐姐寫的家信。那一天，我高興極了。

1952年秋，仲勛奉調中央工作。他在中央工作的10年里，先后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等職。我帶著橋橋和二女兒安安于1952年底來到北京。來京后，我又生下兩個男孩兒近平和遠平。他們都是10個月就斷奶送回城里家中，由仲勛照顧的。當有人稱贊仲勛是一個好爸爸時，仲勛便得意洋洋地笑著說：“我不僅是個好爸爸，還是個好丈夫。”當時我在中央黨校工作，單位離家較遠，所以和家人總是離多聚少。我們的孩子都住校或全托，家里也沒有請保姆。為了不影響我的工作，仲勛寧愿在業余時間多照管孩子們一些。他甚至要給孩子們洗澡、洗衣服。他把此視為天倫之樂，尤其是當孩子們與他摔打著玩時，仲勛總是開心極了。也許是仲勛打心眼兒里愛孩子的緣故，所以他特別重視從嚴要求和教育子女。我們的兩個兒子從小就穿姐姐穿過的衣服和花布鞋。記得近平因同學笑話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時，仲勛總是哄他說：“染染穿一樣。”在仲勛的影響下，勤儉節約成了我們的家風。

50年代末，在參加一次晚會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在我身后議論說：“習副總理的夫人穿著怎么那么土啊！”回家后，我說給仲勛聽，他哈哈一笑對我說：“土比洋好！”我工作在頤和園附近的黨校，家住東城區，只有在每周末才能搭乘公交車回家一次，到家已是晚上八九點鐘了，星期日晚上還要趕回單位上班。這樣，我就不能和仲勛一起參加周末的文娛活動，常常是他獨自帶著孩子們去參加周末活動。周總理十分關心仲勛的生活，每當見到仲勛獨自帶著孩子們參加活動時，就問：“怎么見不到齊心同志呢？”后來，在一次節日晚會上，我見到了周總理。他一見到我就高興地說：“這么年輕，哪里像35歲，四個孩子的媽媽呀！”他決定讓我參加外事活動。但此后，我只陪同仲勛在北京參加過接待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澤登巴爾夫婦和在廣東接待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夫婦的活動。直到今天，我還未跨出過國門。

1962年秋，康生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對仲勛搞突然襲擊，誣陷仲勛授意李建彤炮制《劉志丹》小說，為高崗翻案，說仲勛是掛帥人物，是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康生還在會上給毛主席寫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主席在大會上念了這個條子。我聽到這個消息后，猶如晴天霹靂一般。仲勛看到我難以承受的樣子，反而安慰我要正確對待，盡管他自己對這個突如其來的不白之冤也毫無心理準備。關于仲勛與《劉志丹》小說創作的關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過有關部門的調查，已經有了明確結論：仲勛曾參加過小說創作組的兩次會議，在第一次會議上，他了解了小說的寫作過程；在第二次會議上，他明確表態說，陜甘根據地是堅決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據我所知，仲勛連這部小說的初稿都沒看完就交給秘書田方了，后來發表的一些章節，他根本沒有看過。

面對巨大的政治壓力，仲勛違心地承擔了責任，但他內心卻倍受煎熬。當小女兒安安看到爸爸一個人坐在沒有開燈的客廳中默默思忖時，就問：“爸爸，你怎么啦？”小兒子遠平也問：“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們還不知道，他們的爸爸正在承受著常人難以承受的苦痛。我也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

1963年，仲勛受隔離審查期間，組織上安排他在中央黨校（獨居在西公所）學習。在此期間，他認真閱讀馬列、毛主席著作，并利用空余時間在住地后院的空地上種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當然，收獲多半是交公的。他曾對我說：“革命不是為了當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他還寫信給毛主席要求到農村去當農民。毛主席讓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回復說，農村太艱苦，還是到工廠去。1965年，組織上安排仲勛到洛陽礦山機械廠擔任副廠長。我當時正在北京海淀區搞“四清”，只請了一天假回家給仲勛拆洗被褥，為他送行。不想，從此一別就是8年。回想起來不禁讓我潸然淚下，感慨萬分！

1967年1月3日深夜，西北一所大學的紅衛兵突然闖到洛陽礦山機械廠，沖進仲勛的宿舍，強行把他帶走。1月4日，仲勛在這所大學受到紅衛兵的批斗。在被批斗中，仲勛不畏強暴，不僅自己堅持真理，而且為其他受株連的同志澄清事實。他還寫信給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盡管身陷磨難，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仲勛得到了人民群眾的信賴、保護和關照。當他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時，那里的鄉親們說，我們不是來批斗習仲勛的，多年不見，我們想來看看他。要不是他三年困難時期的關心照顧，我們早都餓死了。鄉親們還自發地給仲勛做了一頓家鄉飯。可是，造反派在康生的操縱下仍然不肯放過仲勛，準備把他拉到蘭州、延安繼續進行批斗，最終還是被周總理制止了。此時的仲勛，身體已經支撐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寫信給周總理說：“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現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總理派飛機將仲勛從西安接回北京，采取特殊保護方式，交給北京衛戍區監護。

在仲勛受審查、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們也受到了株連。“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沒有同仲勛“劃清界限”，一直受到審查。僅在“五七”干校勞動期間，我就被審查了7年之久。3個大一點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了建設兵團勞動或生產隊插隊落戶。留在身邊的小兒子遠平也被剝奪了升學上高中的權利，還是在老戰友的幫助下才去工廠當上了一名車工學徒。這段時間，對我和孩子們來說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也是一場嚴峻的考驗。慶幸的是，我們全家人都經受住了這樣的考驗。

1972年冬，姐姐給我來信說：母親將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見上一面。于是，我向干校請假回京探親，得到批準。我的孩子們也因此有機會從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團聚了。我和孩子們商量，給周總理寫信，要求見仲勛。我們在信中提了幾點請求：（1）我和孩子們已經多年未見到仲勛了，請求總理讓我們母子早日見到他；（2）我們在北京已無住房，請求解決居住問題；（3）存款早已凍結，希望解凍一部分存款維持生活。周總理很快作了批復，滿足了我們的請求。于是，我們終于見到了監護中的仲勛。我早有思想準備，心里一次次地囑咐自己“一定要堅強”。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當仲勛見到我和孩子們時，一生堅強的他流下了眼淚，連連說：“這是高興的，這是高興的。”由于多年分離，他分不清哪個是橋橋哪個是安安，更認不出已經長成小伙子的近平和遠平了。在臨回干校前，經我請求，組織上又批準我們見了仲勛一面。借見面的機會，我將他穿破的舊衣服全部換成了新的。從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勛，和孩子們也有團聚的機會了。

1975年5月，仲勛被解除監護，組織上同意我陪伴他一同去洛陽。他被安置在洛陽耐火材料廠“療養休息”，居住在工人宿舍區。在這里，我們度過了近3年的時光。這段日子里，我們深深感受到了來自人民群眾的溫暖，仲勛的心里也得到莫大的安慰。每天早上，仲勛都要去郊區散步兩小時，然后讀書看報，下午又到郊區水庫邊散步。時間久了，他同看護水庫的鄧老頭兒及郊區的一些農民都交上了朋友。他們湊到一起的時候，總是談笑風生，好像有說不完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