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夫人齊心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憶仲勛》

在得知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層的工作后，仲勛希望恢復工作的心情更加急切。黨的十一大召開后不久，仲勛便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繼續為黨工作的請求。與此同時，我在女兒橋橋陪同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陽之間，也多次找王震同志反映情況。王震同志非常關心仲勛的“問題”，為仲勛恢復名譽說了話。這期間，我們也找過胡耀邦同志和葉帥（葉劍英同志）。我第一次見到胡耀邦同志時，他從資歷、經驗、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幾個方面稱贊了仲勛，葉帥也堅決支持仲勛出來工作。在大家的關心和推動下，仲勛于1978年2月24日出席了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4月初，仲勛恢復了工作。之后，中央決定派仲勛去廣東工作，“把守南大門”（胡耀邦同志原話）。

對于仲勛同志的歷史問題，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關于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中說：《劉志丹》（送審樣書）不是反黨小說，而是一部比較好的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斗爭的歷史書。習仲勛等同志關心這部小說的創作，對如何改好這部小說發表過意見，是完全正當的，根本談不上什么反黨陰謀集團活動。“所謂利用寫《劉志丹》小說進行反黨集團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錯案”。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為所謂“習仲勛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為仲勛徹底平反。仲勛和我終于放下了沉在心底多年的包袱。

初到廣東，仲勛面臨的形勢十分復雜，任務非常艱巨。他深知重新工作的機會來之不易，做好廣東工作責任重大，所以，夜以繼日地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后才肯休息。1978年7月，仲勛到沙頭角考察，第一次看到那條獨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邊顯得繁華熱鬧，而我們這邊卻荒僻冷清。這對仲勛觸動很大。為了進一步掌握情況，這一年盛夏，最怕熱的仲勛竟冒著酷暑一連跑了23個縣。我心里明白，仲勛是在拼命。但是，作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時光奪回來，盡量為黨和人民多做些實事。為了不辜負黨的重托，為了讓廣東人民盡快過上好日子，仲勛和廣東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擁護黨中央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刀闊斧地抓緊開展落實政策工作，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標本兼治抓源頭，認真妥善解決“逃港潮”問題，積極推行搞活工農業的一系列靈活措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他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于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國內外有利形勢，發揮廣東的特點和人文地緣優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得到了鄧小平等同志的贊同。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創辦出口特區（后更名為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和排頭兵，為實行對外開放抉擇提供了寶貴經驗。

1980年9月，仲勛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被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1月底，仲勛調回北京，先后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和十二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在協助胡耀邦同志工作期間，仲勛白天在勤政殿工作，很晚回家后，還要繼續接待來自各地的要求落實政策的同志們。他參與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研究、制定，處理了許多重大、復雜的疑難問題。在撥亂反正，推動組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實現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簡機構，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等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這段時間，仲勛總是工作到深夜。即便如此，他還時常關心在中央紀委工作的我，囑咐我不要熬夜，保重身體。

值得回顧的事情很多很多，令我始終不能忘懷的還有仲勛在統一戰線方面所做的工作。凡是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橫山起義”，就是仲勛在任西北局書記時，在黨中央的支持下，直接領導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成果。青海解放初期昂拉地區發生叛亂，仲勛正確運用黨的民族政策，經過反復細致的工作，成功爭取藏族部落頭人項謙投誠，平息了叛亂。事后，毛主席對仲勛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毛主席還稱贊仲勛政治思想修養和工作水平是“爐火純青”。新中國成立前后，仲勛與張治中、鄧寶珊、傅作義等黨外人士都建立了良好關系。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曾撰文稱習仲勛與張治中是“黨與非黨交往的典范”。黃正清是甘南著名藏族代表人物，在仲勛的感召和影響下，為解決當地民族問題作出了重要貢獻。后來他夫人策仁娜姆患病時，仲勛專門派人把她接到北京治病。文藝界人士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尚小云也都是仲勛的好朋友，當他們需要幫助的時候，仲勛總是熱情相助。梅蘭芳的家人，程硯秋、尚小云的夫人，都是在仲勛的直接關懷下落實了政策。荀慧生的夫人生病，仲勛還讓我代表他去探望。仲勛與十世班禪大師情誼很深，兩家人經常相聚。仲勛到廣東工作后不久，班禪來廣東休養，兩人一見面，班禪就對仲勛說：“我是奔著您來的啊！”

1998年4月28日，在南方休息的仲勛給我打來長途電話，慶賀我們的結婚紀念日。他在電話里問：“我們結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說：“我祝你健康長壽，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我激動地說：“我對你照顧得很不夠啊！”他聽后急了，說：“你怎么這么說呢？你對黨對人民忠誠，一生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們的這次通話你要把它記錄下來，告訴孩子們，讓他們明白事理……”通話之后，仲勛對陪伴在身邊的橋橋說：“你媽媽是個優秀的共產黨員！”我按照仲勛的囑咐，記下了這次通話的內容，并把它抄給兒女們留作紀念。

2000年春夏之交，受仲勛囑托，我赴陜甘寧老區，沿著仲勛戰斗過的地方作了一次考察。這次考察歷時40天，行程4000多公里。回來后，我向仲勛報告了考察的情況。仲勛滿懷深情地表示，想親自回延安看看！但仲勛竟在2002年5月24日與世長辭，他的這一愿望最終未能實現，成為一大憾事。

2001年10月15日，家人為仲勛舉辦88歲壽宴，習家三代人及親朋好友歡聚一堂為他祝壽。這是習家人難得的一次大團聚，惟獨缺席的是時任福建省省長的近平。作為一省之長，他公務繁忙，實在難以脫身，于是抱愧給父親寫了一封拜壽信，他深情地寫道：“自我呱呱落地以來，已隨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對父母的認知也和對父母的感情一樣，久而彌深”，“從父親這里繼承和吸取的高尚品質很多”。“一是學父親做人”，“您是為人坦誠、忠厚”，“您一輩子沒有整過人和堅持真理不說假話，并一以貫之”。“二是學父親做事”，“父親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為黨和人民建功立業，我輩于父親相比”，“實覺汗顏”。“更令我們感動的，是父親從不居功，從不張揚，對自己的輝煌業績視如煙云。這才是成大事者的風范，永遠值得我輩學習和效仿”。“三是學父親對信仰的執著追求”，“無論是白色恐怖的年代，還是極左路線時期，無論是受人誣陷，還是身處逆境，您的心中始終有一盞明亮的燈，永遠堅持正確的前進方向”。“四是學父親的赤子情懷。您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您熱愛中國人民，熱愛革命戰友，熱愛家鄉父老，熱愛您的父母、妻子、兒女。您用自己博大的愛，影響著周圍的人們，您像一頭老黃牛，為中國人民默默地耕耘著。這也激勵著我將自己的畢生精力投入到為人民群眾服務的事業中，報效養育我的錦繡中華和父老鄉親”。“五是學父親的儉樸生活”，“父親的節儉幾近苛刻。家教的嚴格，也是眾所周知的。我們從小就是在父親的這種教育下，養成勤儉持家習慣的。這是一個堪稱楷模的老布爾什維克和共產黨人的家風。這樣的好家風應世代相傳”。這封信，既是近平本人并代表兒女們對父親真實感情的流露，也是一個革命后代繼承先輩精神的誓言。當橋橋向大家宣讀這封信的時候，她不禁熱淚盈眶，我和在場的人也無不為之動容。仲勛聽完來信，非常理解兒子，向家人、子女和親朋們說：“還是以工作為重，以國家大事為重”，“為人民服務，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孝！”仲勛在最后的日子里多次對兒女們說：“我沒給你們留下什么財富，但給你們留了個好名聲！”這就是仲勛留給兒女及子孫后代的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他以自己的身體力行，教誨兒女們如何做一個純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我和仲勛相伴的日子里，他教導我“工作好、學習好，一切事情都處理好”。年輕的時候我對這三句話不能完全理解，有時甚至感到太抽象。當我步入晚年的時候，才深深地領悟到這些話的含義，并把它當作了我的座右銘。仲勛生前曾豪邁地說：“戰斗一生，快樂一生，天天奮斗，天天快樂。”這正是他光輝一生的真實寫照，也成為我與仲勛相伴一生的人生感悟。我把他這句話，敬錄并鐫刻在仲勛的墓碑上，以期自勉自勵、啟迪后人。

在仲勛離開我們的這11年里，無時無刻不在的思念，使我和孩子們從來就不曾感到與他分離。他爽朗的笑聲、諄諄的教誨時常縈繞在耳畔，我們悉心地傾聽著、溫暖地感受著。仲勛百年誕辰的日子到了，我，很想念他！我們，深深地懷念他！ （齊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