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設立“國安會” 專家稱中日關系受負面沖擊

11月7日，日本眾議院通過了“關于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法案”。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通常被認為是日本版的NSC,顧名思義，它在功能和結構上都與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日譯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有著諸多相似之處。這意味著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將統籌日本的外交和安保政策，一個邁向政治軍事大國的指揮中樞正在形成。日本安全保障會議的成立為何會在日本以及海外引起如此重大的反響？該機構的成立又會對陷入低谷期的中日關系帶來怎樣的影響？

安倍晉三作為一名保守主義政治家，修改戰后日本的和平憲法是他的既定目標。早在其第一任期內(2007年)就已經實現了將防衛廳向防衛省的升級，同時在該任期內也提出過要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主張，只是被其后的政權所擱置。這次安倍晉三重新問鼎首相寶座，必然會按照既定的路線圖統籌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要設置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日本版NSC的成立給日本社會可能帶來的巨大沖擊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兩點。

第一，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會不會必然地導致日本向政治軍事大國的方向發展？關于這一點，日本國內輿論已經基本上認可了這一趨向。保守的右翼分子對自民黨此舉歡欣鼓舞，因為他們知道這向日本的軍事大國夢又邁進了一步；進步的左翼人士則只能無奈地對這一行徑表示憤慨和譴責，卻絲毫不能改變現狀。日本的政治軍事大國化已然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作為日本外交、安保領域政策制定的指揮樞紐，從某種角度來看它相當于日本安保政策制定的“大本營”和“參謀本部”，日本政府為了回避民眾產生對戰前軍國主義的聯想，而用了相對比較溫和的定位，即將安全保障會議視為日本外交、安保政策制定的“司令塔”。

第二，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設置是否會對當今日本的民主制度構成威脅？多數日本有識之士還是對此表示了擔憂。隨著安全保障會議的成立，日本在外交、安保領域的政策制定權將集中在包括首相在內的少數閣僚(首相、官房長官、外相和防衛相)手中，內閣會議以及議會在這類核心領域的功能形同虛設。另外，在自民黨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提案中，現任自衛隊軍官可以直接參加安全保障會議，并被賦予重要決策權，這顯然違背了日本國憲法第六十六條中對“文官統治”的規定。作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的衍生品，“特定秘密保護法案”也被自民黨帶到了國會審議，雖說是審議，它的通過也只是時間問題。特定秘密保護法案將外交、安保、諜報以及反恐等領域的情報視為“特定秘密”，日本政府將對泄露這類秘密的政府以及民間人士處以十年以上的刑罰。

相較于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設立，日本媒體對“特定秘密保護法案”表示了極度的反感，《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等媒體的社論均對這一法案提出了質疑，認為這不僅侵害了公民的言論自由和知情權，同時也限制了公民的自由，這會讓人想起戰前秘密組織的時代，日本社會將會萎縮和退化。與此同時，學術界也開始聲討這一法案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日本歷史學會研究會聯合其他八個相關學會對日本政府的特定秘密保護法案表示了抗議，認為這是對歷史學研究和進步的重大阻礙，也是對歷史學教育的褻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