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赫魯曉夫公開指出中國“大躍進”的危險性

由“沉默”到公開評論

1958年12月以后，赫魯曉夫對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再“沉默”，開始進行公開評論。

赫魯曉夫的第一次公開評論是1958年12月4日在同美國參議員漢弗萊談話時。赫魯曉夫說:“公社制度今天對俄國是不適宜的。無論如何這個詞是用錯了，不知道為什么中國人選用了這個詞，因為‘公社’一詞起源于法國大革命時代，它是一種城市的而不是農村的管理形式。無論如何，中國的制度是倒退的。蘇聯很久以前就嘗試過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蘇聯現在采取的是物質刺激的方法”。

1959年1月27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報告中提出:是否會有某個社會主義國家走到共產主義，而其余國家還遠遠落在后面呢?他回答說:“這種前景是很少有可能的。理論上比較正確的推斷是，社會主義國家有效地利用社會主義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將大致同時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他說:“由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向高級階段的過渡，是不能任意破壞或越過合乎規律的歷史過程。”“當然，有些同志會說，應當快些實行共產主義原則。但是，當還沒有為此創造好經濟條件，沒有達到物質財富的豐裕以及人們還沒有養成按共產主義精神生活和工作的習慣的時候，過早地過渡到按需分配，就會損害共產主義建設事業。”赫魯曉夫在這個報告中雖然沒有公開反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但了解情況的人一聽便知道他的這些話是有針對性的，也是給蘇聯廣大干部打“預防針”，防止他們模仿中國。后來，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感到有必要向我們自己黨內解釋一下這個問題，應該指出大躍進的危險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當西伯利亞有些地區的黨委會也接受了中國人的這些做法時，我們更感到有這么做的必要。我們決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這個問題，目的是為了穩定我們七年計劃的基礎。在向大會作的主要報告中，我努力想加強我們黨的領導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們受到盲目模仿中國人所采取的經濟措施的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