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 建一個自己的診所,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朱巖: 其實好多方面還是受醫院的限制。 解說: 從先驅變成先烈,但他仍然在為自己的理想努力。 周樂今: 我今年當醫生已經整整30年,我希望打造中國大陸第一個慢性心血管病管理機構。 解說: 行政職務 學術權威,他為什么要在近50歲放棄這一切? 張強: 一些自由執業的醫生,在微博上的認證,很多跟我一樣,就是一個醫生,我覺得醫生就是最高榮譽。 解說: 辭職、辭職、辭職,他們是雜志上的酷醫生,他們是現實中的先行者 《新聞1+1》今日關注“醫生想自由執業,路通嗎? 評論員 白巖松: 你好,觀眾朋友,歡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聞1+1》。 首先,通過背后的大屏幕,咱認識幾個人。這幾人看著非常酷吧,是男模?還是IT精英?還是影視明星?其實仔細看細節,他們手里拿著聽診器,還有一位在戴手術手套。沒錯,他們的職業是醫生。但是這幾個醫生在近幾年可是格外讓媒體和他們的同行關注,為什么呢?中國的醫生絕大多數都是“單位”人,都在醫院里頭,他們這幾位曾經也是,但是卻辭職下海了,成為了自由執業的醫生。這一切容易嗎?他們是先驅?還是有可能變成先烈?在中國醫改的這種呼吁和推進越來越強化的同時,他們是不是在這股方向之中呢?我們的健康和這些自由執業的越來越多的醫生會有關系嗎?來聽聽他們的故事。 解說: 他曾經是上海一家三甲醫院的血管外科主任,是中國知名的靜脈曲張微創手術專家。他創新的多項血管微創手術曾經填補了亞洲血管外科領域的的空白。從醫近20年,他已經站上了職業的高點,所以很多人不理解這樣一個成功的醫生,為什么要選擇離開,而且離開后依然從事醫生工作。 醫生 張強: 我聽了大概十來年張主任這個稱號,出來以后慢慢大家都接受叫我張強醫生,叫我張醫生,我覺得很自然。 解說: 2012年對于張強的突然離職,有業內人士甚至這樣評價說,“張強醫生的選擇,會成為醫療界的標志性的事件”,而更多人則把他的行為看作是下海,并且不斷提醒他可能要付出的代價和風險。但在張強看來自己的選擇更像是一次上岸。 張強: 我在想,我作為高年資的醫生,而且體力上還不錯的時候,能不能為我們的醫改做點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對我來講是我的一個成長。 解說: 選擇離開后,張強先做了一次全面體檢,結果顯示46歲的他達到了28歲的健康體征。喜愛拳擊,從小習武,力量似乎是張強從不缺少的東西。而這一次他希望的是找回被之前行政工作占用的精力,在服務患者的過程中,體現自己真正的價值,回歸專科醫生的本色。 張強: 中國的醫療,它滿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所以政府一定是會鼓勵多元化的辦醫,所以作為醫生來講,我可以在體制里面過自己的小日子,也可以在這里面去發展。 解說: 在2012年最后一天拿到執業更改證,一切都在計劃中。帶這三本證,上路!做好最充分的準備也做好最壞的打算。在微博上吐露心聲的還有協和醫院腎臟內科主治醫生朱巖。2012年7月,經歷了長時間的觀察和糾結朱巖也決定辭職。 空曠的舞臺上席地而坐,媒體拍攝的這張照片中,周樂今顯得有些孤傲落寞。應該說他比張強和朱巖更早的吃了螃蟹,他的辭職發生在2006年。性格桀驁、理想主義,是媒體在了解了他的經歷后給他貼上的標簽。開辦國內第一家專業化慢性心血管病康復管理機構,為患者制定全套治療與康復規劃,這是他仍在堅持的理想。 近年,越來越多選擇出走的醫生們引起了輿論的注意,他們為什么辭職?為什么要放棄成功穩定的狀態而選擇自主執業?他們的行動代表了醫改的什么方向,他們能成功嗎?心有情懷,但未來一切還不那么確定。 白巖松: 經過改革35年這樣一個歷程,其實辭職的這個詞已經越來越稀松平常了。在很多的行業里頭這簡直是非常簡單的事情,甚至一個人一年兩次三次的辭職,都變得很正常,對于現在的很多年輕人來說,他要選擇自己的生活。但是對于醫生這個行當來說,在公立醫院里頭辭職,然后去成為自由執業者,難之又難,少之又少,所以冒出來這幾個,馬上大家就覺得他意味著什么?會不會變得更多? 我們來看看,醫生為何出走?當然首先要有吸引他們的東西。比公歷醫院更加寬松的職業環境,收入有可能改善和增加,工作更加自由,少了往上升的壓力,可以參與醫療機構的管理,追求自己的理念和理想,但是這是正向的,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出走,這里有條件的。 都需要哪些條件?第一個意味著不能因為情緒走,這樣的話,可能沒有什么好果吃。熱愛醫療事業,執著,不會在公立醫院呆著不舒心就改行,是一個原因造成的。第二個臨床能力過硬,能接受市場考驗。如果水平不高,在公立醫院醫院不太好混,可能到市場上就沒法混,從這個角度來說能力不高的,可能在單位里面有點生存空間,真到市場里不相信眼淚,也不相信關系,也不相信阿諛奉承。第三個綜合能力強,包括整合資源、選平臺、開展項目、運營自媒體、塑造品牌等等能力,一切都要靠自己,很多的事情都要自己去打拼趟出一條路來,尤其作為先驅、先行者這一點更是這樣。接下來,內心無比強大,能扛住市場壓力,也能扛住被一些同行邊緣化。其實這句話里頭含義非常深,不光是這個門檻。如果一個醫生從一個醫院里辭職了,大部分的百分之九十幾全是在醫院里頭一離開,首先職稱評定吹了,想加入各種醫師協會等協會吹了,如果想繼續培訓,除非自己找輒去,三險、醫療保險等等也沒有戲了,都要靠市場上去打拼。但是這一切障礙依然阻攔不住很多人要選擇成為自由執業的醫生。 我也專門查看了剛剛通過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這樣一個《決定》。在涉及醫改里,有這樣幾句讓人感覺意味深長的話,“鼓勵社會辦醫”,也就是大部分是單位體制,公立醫院,但是鼓勵社會辦醫,“允許醫生多點執業”,這和自由執業還不是一回事,“允許民辦的醫療機構納入醫保定點范圍”,如果民辦的醫療機構能納入定點的醫保定點范圍,會吸引相當多的醫生選擇辭職成為自由職業者。因為過去門檻是患者不敢來,因為你這不是醫保的定點。但是,這一切就足夠吸引更多的醫生會離開公立醫院嗎?它跟我們又有什么關系,他們開心嗎?來,我們接著看他們的故事。 解說: 選擇離開最難邁出這一步的,不是那些初出茅廬的畢業生,也不是功成名就的醫生,而是夾在中間30歲、40歲的那一批人,朱巖剛好就是其中的一個。 朱巖: 醫生還是一個事業單位的人,其實好多方面其是受醫院的限制。比如他的薪酬、他的獎金、他的晉升,他的學術地位都是和醫院息息相關的。 解說: 現在的朱巖依舊每天坐診,只不過是在自己開的診所里。24歲進入北京協和醫院,7年后成為一名腎臟內科主治醫生。如果按步就班沿著主治醫師、主任醫師、專家教授的道路前行,未來的朱巖也應有一個好的前途,然而在第九年他選擇離開。“我既不年輕,也不優秀,還是要辭職了,經過3個月的努力,克服重重阻力,終于呼吸到到自由的空氣”。 2012年7月15日在微博上朱巖宣布自己辭職,這一年他33歲。出走之后選擇南下深圳和另外兩個創業合伙人引入投資創辦起了自己的診所。2012年7月離開,2013年1月朱巖的三家診所在深圳同時營業。診所都位于高檔寫字樓內,因為這里距離有消費能力的群體更近,診所模式借鑒了最容易被深圳市民接受的香港模式。這種模式也被朱巖稱為“包藥”模式。診療費380元,包括了診費、常規檢查和三天量的常規用藥。同一疾病在一周之內復診,每次收費100元,目前的服務項目包括內科、婦科和兒科,這樣的收費高于普通公立醫院,但是在前來就診的一些患者那里,卻有另外的吸引力。 患兒家長A: 他給你看好以后,他還回訪,就是你什么毛病,他一直看好了為止。 患兒家長B: 醫護人員態度也非常好,小朋友在這里不會很壓抑。 解說: 要想立足于市場,必須依靠自己的優勢。 兒科醫生 陳英: 我們每個患者就保證二十分鐘以上的溝通時間,以前我們在公立醫院看病可能一天的接診量非常大,甚至有些時候,每個病人只有三到五分鐘的溝通時間。 解說: 陳英是較早加入診所的兒科醫生。在診所開業近兩個月的時候,她曾寫過一篇文章,從中我們可以讀出這些創業者的焦灼。“自由執業的醫療界前輩告訴我們:一個新的醫療機構獲得大家的認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確實如此,前一個月每天只有零星的一兩個、兩三個寶寶前來就診或者咨詢……”。在拍攝過程中朱巖婉拒了記者的采訪,他說“自己還沒有強大的個人品牌,診所也還只是江上的一葉扁舟隨時可能翻船”。而將來最理想的狀態,并不完全是現在這樣開在高檔寫字樓里的診所,也并非僅僅限于現在的兒科、內科、婦科,他更希望走進社區向“家庭醫生”的全科模式努力。 白巖松: 從朱巖說“可以拍攝,但是不想接受采訪”也能感觸他內心的這種矛盾而且壓力應該也是非常大。我們看看他診所情況。現在數量已經4家了,日門診30多個,醫護人員8名醫生,9名護士。醫生都是知名醫學院碩士畢業,并且是在全國知名醫院有相當年資的工作經驗。服務科目:兒科、內科、婦科。將來的方向逐漸向全科“家庭醫生”方向發展。那么現在自由執業的醫生當他辭職之后會有一定的壓力但是也會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好奇,因此在向前走,那么究竟是否意味著一種方向?接下來我們要連線一位嘉賓是廣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副主任也就是原廣東省衛生廳的廖新波,很多熟悉醫療界的朋友可能都非常熟悉他,廖主任您好。 廣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 廖新波: 您好; 主持人: 首先我們先說具體的,從朱巖的這一個案例來說應該您也是很熟悉的,您怎么看待他從北京辭職,選擇去深圳去看這樣的一種診所這樣的一種選擇? 廖新波: 像朱巖這樣的專家從大醫院走出來,其實我并不認為是很突然,因為醫生本來就應該是一種流動狀態,不應該禁錮在一個單位一輩子,但是我認為這是對中國醫改的一個開好的開端,有更廣闊的空間、更能體現醫生自己的一種價值,更有能力的醫生流向社會也是為市場提供的一個更好的選擇,使患者有更多的選擇看病的機會。 主持人: 廖主任現在我們所有人都在關注著未來的醫改,那么,自由執業的醫生其實過去少之又少,現在陸續有一些人開始辭職,進入到市場當中,您覺得它是否會扮演像鯰魚一樣反過來,倒逼我們的醫改會有一個更快更好的的這種選擇。 廖新波: 我認為絕對有可能,因為我們醫生實現多點執業,或者逐漸過渡到一個社會人的時候,使醫生的價值或者說醫生他將來的發展有一個定向的選擇,我是從事研究的,研究型的,還是從事臨床的,臨床型的,因此他不一定是在大醫院里面去發展,而在社會有更多的空間讓他們去發展自己的聰明才智。 主持人: 如果說有一些醫生開始辭職進入到自由執業醫生狀態的時候,最大的好處如果只選擇一個的話,這個好處您會選擇什么? 廖新波: 這個好處我認為是更好的體現了醫生的勞動價值,同時為病人提供了更多的選擇。 主持人: 好,非常感謝廖主任給我們帶來的解讀。在明天的節目當中,我們可能也會進行更加詳細的探討。接下來我們還是通過個例和故事去感受,這是不是我們期待的一種方向呢? 張強演講視頻: 這是一個組織增生,軟組織的增生,這是我長期用血管鉗磨出來的,所以你們周圍外科醫生看看大家的手,如果沒有磨出來,說明這個外科醫生還不夠格。 解說: 其實不用看手指,很多人已經知道張強這個名字,他是這個行業的佼佼者,到高校講課、參加這種座談會、接受采訪,今年一月辭職了之后,自由了的張強反倒比以前更加忙碌,離開公立醫院,張強已經被外界看成是一個自由執業醫生中的典型,而他接下來的經歷無疑更會被同行所關注,成為一個有參考價值的樣本。 醫生 張強: (因為)如果我這樣年資的醫生、我這樣的資歷、我這么自信的技術水平,對病人又那么熱愛,去關心他們,如果我都失敗了,那改革可能更多的人就縮回去了。 解說: 公立醫院的血管外科主任,業界知名的靜脈曲張微創手術專家,在專業醫生網站上總訪問量超過了380萬次,張強的資歷足夠分量,但即便如此,在辭職之后他仍然充滿了忐忑。 張強: 你出來(公立醫院)以后,病人到底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你簽約的私立機構。 解說: 走出體制10個月來,張強一直在微博上直播著自己的每一步變化,現在他已經渡過了需要考慮生存問題的階段。 張強: 在我們老百姓看病習慣于公立醫院的這個時候,還有我們(私立醫院)商業保險并不是很充分的時候,或者我們的私立醫院整個平臺建設還是剛剛啟動的時候,所以對自由執業醫生來講,你得有十倍的努力、十倍的質量,你才可以獲得市場。現在所有我的醫療行為,就是跟我個人跟團隊的口碑,病人對我們的信任全部是掛鉤的,所以這就使我們工作可能更忙了。 解說: 離開公立醫院,張強的第一執業地點選擇了上海某高端醫療中心,如今的張強需要自負盈虧,需要靠技術和團隊的能力接受患者檢驗,需要直面治療服務中可能出現的所有糾紛與風險,這些都沒有參照的范本,張強都還需要摸索,但至少他在路上。而比張強更早獲得自由的周樂今,卻被媒體評論已經從先驅變成了先烈。 周樂今: 我今年當醫生已經整整30年,在別人看來我們是一些怪物和另類的,好好安生日子不過,我已經51歲了,還要出來蹦跶。 解說: 2010年10月,離開了供職27年的云南省第一人民醫院,周樂今前往昆明一家醫院,去年3月因治療理念不同,他與院方產生激烈沖突,最終被醫院辭退。39歲就當上了主任醫師,在國內心血管內科專業領域絕對算得上權威,由于行醫理念周樂今很難找到一家可以實現他理想的醫院。 周樂今: 我一直就在多方努力,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夠找到和我們志同道合的一些合伙人,大家來集資,我希望打造中國第一個慢性心血管病管理機構。 解說: 選擇離開張強、朱巖、周樂今,他們正在各自的方向上尋求突破,我們希望他們未來的路可以更加通暢。 周樂今: 在審批(開診所)當地衛生廳能夠給到我們這些醫生給到我們這些醫生多一點方便。 朱巖: 尤其是對這種小型的診所,社保基本上還是沒有接入。 張強: 不管我成功了,或者是失敗了,我覺得這些經驗其實對醫改來講都是一個很好的可以借鑒的東西。 白巖松: 其實剛才看張強醫生的時候有一個細節我特別深,就是他始終的這種笑容,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因為自由執業之后,在面對市場必須擁有的一種表情。另外當他成為自由執業醫生之后,當他學習世界的最前沿,結果把靜脈曲張的手術微創化,而且幾乎不干擾你的生活和工作,一下子吸引的很多的患者,這是不是也是跳入了市場,自由執業之后由于壓力倒逼所產生的一種前行呢,不過還是要關注的是同行,包括權威的機構如何看待這樣的一種探索。接下來我們要連線的是中國醫院協會醫療法制專業委員會的秘書長鄭雪倩,鄭秘書長您好。 中國醫院協會醫療法制專業委員會秘書長 鄭雪倩: 您好,主持人。 主持人: 首先可能大家也會去關注,開始出現了一些辭職的自由職業的這種醫師,您怎么看待對于中國醫改,或者未來的這種探索之路他們的價值和意義? 鄭雪倩: 我覺得他們這幾個人現在能夠走出來,是有利于推動我們醫療體制改革的,因為現在咱們國家提倡要社會辦醫,而社會辦醫,如果醫生不流動起來,那么就實現不了國家的這個政策,尤其是現在國家的這個發展政策講,希望把特區醫療服務引出公立醫療機構,就需要就有一些私立的醫生、私立的醫療機構去承擔減輕公立醫院的負擔,就要促進人才流動和人士制度的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方便病人看病,所以我覺得他們這幾個人的行為,應當說是走在改革的前列,所以給我們這個過渡,從醫生職業的過渡能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主持人: 秘書長,您當然也關注,可能從理念上我們都在支持他,但是現實中依然有很多的問題,比如說過去很多社會辦的醫,它不納入醫保這樣的一種范疇。因此,很多的患者他就不會來,但是我們注意到這回十八屆三中全會里特別強調“允許民辦醫療機構納入醫保定點范圍”,您怎么看待這個變化,是否因此會吸引更多的醫生可能辭職走向市場去自由執業。 鄭雪倩: 我覺得這個是國家開放的一個政策,就是要促進社會辦醫,來促進我們醫生的職業化的一個改變、身份的一個改變,因為現在大家習慣于在事業單位公立醫院,但是如果這些醫生不走出來,人才不流動起來,我們水社會辦醫就成了一個空話,因為人們都覺得醫生,他如果長期在醫院里頭、事業單位里頭,那他的社會養老問題不能解決,他的社會醫療保險問題、還有他的職稱的評定、還有國家的科研教學,如果國家政策不能夠對這些醫生流動出去采用一視同仁的方式的話,那么這種社會辦醫可能就實現不了。 主持人: 秘書長,還有一個問題,從患者的角度來說也在關心,你是自由執業了我可能支持你,但是你作為社會辦的醫如果出現了醫療糾紛,或者這方面的問題的時候我該怎么辦,是不是權益不像公立醫院那樣更容易得到保障。 鄭雪倩: 我覺得這個就涉及到兩方面,一個是個人出來行醫以后,衛生行政部門和行業組織還要對這種個人的診所,或者是醫生有一個綜合的考評和質量的監管,其次的話,政府應該要求醫生自由執業者的話,他應該購買醫療責任保險來分擔他的醫療風險,從而來保證患者的權益。 主持人: 好,非常感謝秘書長,其實是出差在意大利,來接受我們這個采訪,非常感謝,謝謝。 其實從張強醫生對最后一個問題的回答來說也能看出來,一方面他說當我成為自由執業的醫生的之后,我會格外的謹慎,盡量避免相關的糾紛和問題的出現,另外他也購買的相關的這樣一個保險,也使患者和他自己都可以更輕松的去面對有可能出現的問題,一切都剛剛開始,我們也是帶著一個又一個問號去面對這些故事,在明天我們還想講幾個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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