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問題衍生新難題：德國新納粹主義崛起

盡管弗里德曼的努力收到了大量學術期刊相當積極的回復，仍不乏有一些批評之聲。在德國，新納粹主義分子的襲擊發生在2000年到2007年間，而此時正是德國GDP看似健康提升的時期。但實際上，弗里德曼的同行們提出的反對意見并不是在這個方面。首先，弗里德曼并不認為個體在容忍性上的上升和下降總是能被經濟指標解釋，他也不認為兩者之間的關系總是可以很容易就理解。他的觀點是，當回顧歷史時，總有相互關聯的東西。例如，在給美國經濟學會的演講上，他曾指出在前五年，“美國真正的GDP增長是平均每年2.6%。”在這些年間，收入中位數“沒能跟上通貨膨脹的腳步”。因此“生產增長的果實被大幅度抵消，超過一半的美國人或多或少地看到他們的收入減少。”

批評家對弗里德曼所暗含的觀點提出更多異議：經濟增長真的是萬靈藥嗎？牛津大學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的阿夫納 奧佛（Avner Offer），為《經濟學歷史評論》（Economic History Review)寫過對弗里德曼的書的書評。他覺得弗里德曼在處理“增長失調”上做的不夠。奧佛認為，在一個像美國一樣富裕的國家，“再分配”也許是一個更好的關注焦點。來自社會學論壇（Sociological Forum）的阿米塔伊奧尼（AmitaiEtzioni）指出，“很有可能的是，人們掙得越多，他們的欲望也會隨之增長。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拿自己和更為富有的人比較，因此變得不那么滿足，對自由民主價值的堅定程度也會降低，而不是相反。”他指出，“特別在發達國家，高經濟增長”總伴隨著犧牲。約瑟夫施蒂格利茨，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任主席、世界央行首席經濟學家，給這個主題提供了一個特別清楚的說法：盡管經濟學家們總是認為經濟增長帶來了更多的正義，“但縱然這種說法在過去是正確的，但是在未來卻不一定”。首先，外部環境開始成了一個問題。美國的財富的增長是否帶來了社會包容度的提高，對此施蒂格利茨并沒有百分之分地肯定。

對弗里德曼的這樣一個大膽的理論，人們并不完全是批評。甚至有些評論家們認為弗里德曼的理論相當正確。此外，現在已有證據來支持弗里德曼的理論。這套理論能否運用在德國身上，取決于我們如何理解那些數字。根據德國聯邦內政部數據，盡管在德國，右翼政治動機的犯罪活動從2009年到2010年有所下降，德國的新納粹主義分子數量以及他們舉辦的示威互動，事實上創同時期歷史之最。正如我在前文指出，去年，德國當時的中央銀行行長，蒂洛薩拉辛（ThiloSarrazin）所寫的一本書在社會上激起千層浪。他在書中提出，沒有融合的、未受教育的移民給德國造成了確實存在的威脅，而教育良好的德國人需要和他們遠親繁殖。

在經濟上，現在德國的危險是，即便德國的經濟增長仍然強勁，歐洲作為一個整體也許正在滑入低谷。通過從國家經濟中拿錢來解決債務危機，緊縮措施看起來讓增長更加遲緩。歐洲經濟強國之一的法國，在最新一輪緊縮措施宣布之前，下一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已從1.75%下調到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