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化格局無彌合跡象 多邊減排共識面臨挑戰

華沙氣候大會上，利益分化格局仍無彌合跡象。聯合國氣候談判的多邊機制和減排共識，正在經受越來越大的挑戰

本刊記者/徐智慧

史上最強臺風“海燕”并未給華沙氣候大會帶來緊迫感，菲律賓代表的痛哭失聲和絕食請愿，都沒有能感化態度強硬的發達國家。上百家NGO 以離場對拖沓和缺乏進展的談判表示抗議。最終，大會延遲了30個小時才落下幃幕。

自從20年前溫室氣體受到了和核戰爭同樣的重視之后，聯合國框架下的氣候大會每年召開一次，今年是第19屆。

在力圖推動會議取得成果的人看來，華沙會議只是一次過渡性會議，落實巴厘路線圖，啟動德班平臺，為2015年的巴黎會議打下基石，以期達成一個新的全球性協議，取代《京都議定書》。

然而高級別會談剛剛開始，日本、澳大利亞的倒退性立場就導致談判陷入僵局。日本公布的修正后減排目標不降反升，竟然比其1990年的排放水平還高出3.1%。此舉不僅是《京都議定書》的倒退，也被視為踐踏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的減排義務。

日本的倒退緣于福島核事故之后的“去核化”，該國80%的發電量來自核電站，福島核事故使得日本全民反思核能源的安全性，之后，該國開始興建火力發電廠，以逐步擺脫對核能的過分依賴。這成為日本在減排問題上采取倒退立場的借口。

更大、更根本性的裂痕是對“歷史排放”的態度分歧。《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原則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就各自的碳排放量(包括歷史排放量)份額，分擔不同的責任。在現實層面上，意味著發達國家應承擔更多責任，拿出更多的錢，放入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池。

顯見的是，發達國家陣營對歷史排放的問題一直在回避，拒絕履責，這成為歷屆氣候談判的根本性分歧。澳大利亞一開始就表態，拒絕在本次大會上做出履行出資義務的新承諾，并聲稱“要求發達國家作新的出資承諾不現實、不可接受”。

當共同責任觸及國家利益時，共識就變成了易碎品。每年一度的聯合國氣候大會會場中，不時傳來“碎裂”的聲音。

早在三年前的德班會議上，加拿大就公開表示，不再續簽《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根據《京都議定書》，到第一期結束的2012年，加拿大溫室氣體排放應比1990年降低6%，但實際上，該國2009年的排放量已比1990年增長了30%。這個數據體現了該國對化石能源的依賴。

而作為另一個煤炭消費大國，中國則因努力擺脫對煤炭的依賴，在華沙氣候大會上受到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稱贊。他對中國代表團團長解振華表示，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希望中國不斷提高行動力度。

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表現上，中國越來越搶眼。據國際能源署統計，中國雖然仍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國，但碳排放的增速正在放緩。2012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了1.4%，達到316億噸，中國占了其中的3億噸，但這已經是過去10年中國給出的最低數字，這反映了中國采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減排努力。

人們還注意到，最近一兩年，霧霾正在越來越頻繁地困擾著北京等大型都市。因此，對中國減排的努力，可以解讀為環境問題正在倒逼中國經濟結構轉型。

而在樂觀的環境研究者看來，同樣的問題，也可以反過來理解。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表示，長遠看來，中國正在讓減排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核心指標。9月出臺的治理大氣污染“國十條”，就是通過治理污染來實施減排目標的一個體現。

“重點污染地區不要對煤炭使用的增長抱任何幻想，這個指標只能往下降?！苯穗h說，治污和減排，本是一體兩面。

中國的碳排放將在2020年達到峰值，在此之前，絕大部分高耗能工業產品的產量已開始下降，而低碳經濟也已培育起很好的社會環境和政策導向。最鮮明的例子是，2013年，風電和光伏發電的裝機成本已大幅下降，在中國沿海地區的一些風力發電成本已經可以和煤電競爭，光伏發電的成本也在良好的政策扶持下具有了成本優勢，這讓中國政府不斷提高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目標。

“強有力的氣候政策，會促進中國技術的全球領先性，進而促進經濟發展?！痹诮穗h看來，經濟結構轉型帶來新的增長機會，減排、治污與經濟發展，可以起到相互促進的作用。

因為中國在減排方面的積極努力，在氣候大會上被寄予了更高期望。在華沙大會上，由于利益分化嚴重，談判屢次陷入僵局，于是更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國。

“目前的氣候談判利益格局，歐盟在繼續推動德班平臺，美國不愿出頭，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在倒退，基礎四國(中國、印度、巴巴、南非)抱團，但與弱勢的小島國家聯盟和非洲國家集團也存在較大分歧。”自然資源保護協會高級顧問楊富強說。

在他看來，華沙大會上由于缺少了領頭羊的作用，整個會議顯得七零八落，缺乏熱情?！斑@種錯綜復雜的局面，給中國發揮領導力創造了空間?！?/p>

而領導力，在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更大的責任分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