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發言人制度走過30年 首次新聞發布會禁提問

12日，外交部發言人制度30周年暨外國駐華記者新年招待會現場，一張黑白老照片把人們記憶帶回到31年前－－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錢其琛身著中山裝，周圍是里三層外三層的中外記者。他拿著講稿，表情莊重，李肇星在一旁擔任翻譯。

這是外交部首場發布會，從此開啟了30年發言人制度不斷前行的進程。

1983年3月起，27位發言人先后站在中外媒體聚光燈下，向世界傳遞中國聲音，講述中國故事，展現中國智慧。

第一次新聞發布會：站著，不許提問

沒有座位、沒有提問、只有三句話－－李肇星對外交部首場發布會記憶猶新。

改革開放之初，外交部新聞司已有建立發言人制度的設想，但為其“催生”的卻是一個偶發事件。

1982年3月，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發表講話，表示了改善中蘇關系的意愿。鄧小平指示外交部立即做出反應。

這便出現篇首照片上的一幕－－

外交部東四舊址主樓門廳前，錢其琛面對七八十位中外記者說：“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于中蘇關系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系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三句表態謹慎而含蓄，但內含中國對蘇關系可能發生重大轉折的信息，讓世界輿論為之震驚。聲明念完，沒有提問，發布會結束，“中國的新聞發言人”首次進入媒體視野。

“那時，外交部還沒有正式的新聞發布會制度。我仍在新聞司司長的任上，正在考慮設立新聞發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發言人制度的契機。”錢其琛在《外交十記》里回憶。

1983年3月1日，外交部率先在國務院各部委建立發言人制度。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在國際俱樂部舉行第一次例行記者會，從此外交部例行記者會成為慣例。

記者不用站著，可以坐下來了。開始向世界說話的中國，吸引了所有媒體的注意。

“那天在容納近百人的國際俱樂部大廳內，座無虛席。中外記者各占一半，長槍短炮架了一排。記者用小型錄音機采訪，比手機稍大，在我面前的桌上擺了半桌子。”齊懷遠說，“我至今認為完成了一件光榮而重要的任務。”

30年制度“升級”：見證中國改革進程

一個平靜的周末，北京，一家超市里，一人穿著褲衩、汲著涼鞋正在購物。突然手機鈴響，一個國外記者來電問中方對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的反應。他不疾不徐開始作答：“中方堅決反對……”一番表態，義正詞嚴，讓身旁顧客不明就里、指指點點，以為碰到了“神經病”。事實上，這是一位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工作人員在作嚴肅表態。

外交部新聞司參贊鄒建華在《外交部發言人揭秘》一書記錄了這一細節。

1983年3月，發言人制度剛剛實行，一周只舉行一次發布會，但不接受提問。9月份開始，每月第一周記者會有現場答問。1988年開始，記者可以在每次記者會上提問。1997年取消對提問次數和記者會時間的限制，記者可以和發言人“舌戰”到底。2000年，新聞司設立了發言人移動值班電話，方便記者24小時和發言人辦公室聯系。

從例行記者會的頻率看，從建立之初的每周一次，到每周兩次，再到2011年9月每個工作日都舉行記者會。中國外交部成為繼美國國務院后，世界上第二個每個工作日都舉行記者會的政府部門，被外媒視作中國改革開放深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回顧這一歷程，清華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周慶安用三個“接軌”來評價：與改革開放發展進程接軌，與中國建立大國形象和大國自信的歷史進程接軌，與中國的信息公開、政治文明進程接軌。

外交部日益頻繁的記者會決定了外交部發言人成為高曝光率的熱門人物。但發言人不是明星，更不是“一個人在戰斗”，身后有個十多人的助手團隊，他們全天候跟蹤形勢、分析輿情，幫助設想問題，準備口徑。這個團隊后面還有全外交部甚至其他部委做后盾。

“每天一到下午三點(例行記者會開始)，大家都繃緊了神經。”該團隊一名工作人員描述道。

除例行記者會，遇重大、突發事件發生，外交部還舉行專場記者會。中國領導人出訪時，中國代表團設立的中方新聞中心也會“如影隨形”。

外交部發言人、新聞司司長秦剛說，外交部發言人制度的發展完善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進程，契合了中國同世界關系的演變軌跡，契合了中外相互了解的需求，也是這一制度持續發展的源動力。

發言人制度在中國日趨完善

外交部發言人制度，開國家部委發言人制度之先河。此后，中央提出建立全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國家統計局、外經貿部、國臺辦等部門發言人先后走上前臺。

2003年，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成為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快速發展和完善的助推器。

當年2月11日，廣州。一場特殊時期的新聞發布會通過衛星向全球進行電視直播，牽動所有人的神經－－

當時正值非典疫情肆虐，沒有權威消息，各種“怪病”謠言擴散，羊城陷入恐慌。街頭四處可見白醋、板藍根的搶購狂潮。

這場發布會上，廣州市衛生局負責人首次確認了非典病情，并向中外記者公布了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數字。這是全國首場非典疫情新聞發布會。此后，衛生部連續舉行67場新聞發布會，是舉辦新聞發布會最密集的時期。

非典讓政府深刻意識到建立新聞發布制度的重要性，這一年被稱為中國“新聞發言人之年”。

“外交部發言人制度比較成熟，對中國發言人制度的普及和推廣有示范效應和先行作用。”周慶安說。2003年以前，外交部發言人回答的問題除外交之外還常涉及國內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隨中國政府各部門發言人逐漸機制化，這一現象正逐漸改變。

近年來，發言人制度不斷發展完善，幾乎所有政府機構，包括對于外界頗為神秘的國防部都建立了發言人制度，地方政府發言人機制也不斷完善，國有企業、行業協會發言人制度建設正在推進中。

從對外到對內，從中央到地方，從被動應對到主動引導，新聞發言人隊伍不斷壯大，在政府與媒體和公眾之間搭起溝通和交流的“橋梁”。

“發言人制度的發展與演變，與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同步的，是中國政治文明進步的象征。”周慶安說。(記者 譚晶晶、梁淋淋、張鵬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