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原告越來越少的官司：等不起的民間對日索賠

中新網12月13日電 題：一場原告越來越少的官司：等不起的民間對日索賠

記者：闞楓

始于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之路迄今已走了23年。然而，日本侵華戰爭的中國受害人在日本提起的近30起對日索賠訴訟，至今尚無一起取得最終的勝訴。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已68年，當年的戰爭受害者逐漸離世，而這場原告越來越少的官司依舊困局重重。”長期關注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童增談道。

18年無一勝訴，民間對日索賠出路何在？

今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76周年紀念日。被稱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的童增，也因為媒體采訪的增多變得更加忙碌。

1990年，正在國家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工作的童增受到東歐各國重提戰爭賠償的啟示，發表了長達萬字的文章《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童增的想法后來通過人大代表的議案和新聞報道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中國人第一次了解到：雖然政府放棄戰爭賠償，深受戰爭傷害的普通人仍有權利要求日本賠償。”20多年后，身份已變成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的童增告訴中新網記者，從1990年開始，他陸續收到上萬封支持者的來信，馬拉松式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之路就此開啟。

1995年6月至8月，東京地方法院分別收到了“花崗勞工訴訟”“山西慰安婦訴訟”和“哈爾濱731人體實驗、南京大屠殺事件、浙江永安無差別轟炸”的起訴書。這一年被看作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的起始年份。

越來越多的侵華戰爭受害者隨后站了出來，訴訟案件涉及的領域有大屠殺、無區別轟炸、遺棄毒氣彈及炮彈、細菌戰、強擄勞工、慰安婦等。這些受到戰爭傷害的中國老人，勇敢的站在日本法院，為自己也為死難同胞討一個遲來的公道。

現實讓人遺憾。從1995年至今的這18年，日本法院審理的近30起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案，來自中國的戰爭受害者尚未等來一場真正的勝訴。

這其中，2007年是個關鍵的年份。當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就“西松組(現西松建設公司)中國勞工訴訟案”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了中國勞工的訴訟請求。同日下午，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國“慰安婦”訴訟案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中方原告的賠償請求。

“日本最高法院的判決意味此類案件以后很難再獲得勝訴。說白了，就是在告訴你：別再打官司了，沒用。”童增說，十余年的敗訴案中，日本法院給出的原因大概有三種：已過訴訟時效；受害者索賠訴求主要是受律師動員，而非本人意愿；70年代中國政府放棄戰爭賠償意味著民間賠償同時放棄。

“無論是從法理方面講，還是按照國際慣例，日本方面的這些理由都站不住腳。”童增說，每一次的結果都讓那些曾經受害的老人再次受傷。

最迫切的訴求：索賠官司搬回國內打

十余年訴訟屢戰屢敗，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出路何在？

近年來，包括童增在內的中國學者和社會人士越發明確，鑒于日本政府對于侵略戰爭的態度，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官司在日本法庭很難獲得公正判決。他們正在呼吁另一種方式：將官司搬回國內打。

童增將20多年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路分為三個階段，1990到1994年是提出民間索賠理論，民間的索賠意識在這個階段得到萌發；1995年開始進入索賠訴訟實踐階段，但是18年來，在日起訴的案件均未勝訴。

“現在有必要探索進入第三個階段：在國內法院起訴。從法律上來說，當年日本犯下戰爭罪行的地點就在中國，中國法院對相關案件也有屬地裁定的權利。”

童增經常談及韓國的案例，“同樣是二戰受害者狀告日本，韓國人在韓國國內法院起訴并取得了勝利。”

今年11月1日，4名曾被日本強征為勞工韓國女性在韓國狀告日本三菱重工獲勝，這也是第三起類似韓國勞工在其國內狀告日本企業的勝訴案。這起案件中的原告曾于1999年3月1日以日本政府和三菱重工為對象在日本名古屋地方法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但遭到敗訴。

其實，在中國國內進行對日索賠訴訟也并非沒有先例，“當年轟動一時的‘中威船案’就是例子，而且結果是勝利的。”童增介紹。

這起案件肇始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當時的“中國船王”陳順通將兩艘輪船借給一家日本公司，輪船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神秘消失。此后，陳家三代人相繼在日本東京、中國上海提起訴訟。2007年，上海海事法院對這一起延宕20年的訴訟案件作出一審判決，判決被告日本商船三井株式會社賠償中方原告日幣29億多元，折合人民幣約1.9億元。

雖然有國際案例和國內先例，但是童增說，近年來在國內發起對日索賠訴訟的探索并不順暢。“這些年也有一些在國內司法機關起訴的嘗試，但是法院不是不受理，就是受理了又退回。”

童增說，當年受到日軍殘害的中國人如果能站在自己的國土向日本政府和企業討回公道，他能感受到政府的支持和國家的強大，能夠向世界告知當年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傷害，也能警示年輕人勿忘歷史。

“過程比結果重要，但目標決不放棄”

從1990年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概念提出，20多年來，國內一大批法律界和知識界人士，加入對日民間索賠的隊伍，成為日本侵華戰爭受難者的代言人。

他們中，有致力于細菌戰索賠而“感動中國”的王選，有為中國慰安婦、中國勞工代理對日訴訟的律師康健，有重慶大轟炸民間對日索賠團首席律師林剛……雖然在十多年的法律訴訟中，官司勝訴的極少，但對日民間索賠的堅持一直沒有停滯。

“過程比結果重要”，這是童增常說的一句話。他說，和20年前相比，通過打官司，越來越多的受害者走向聯合，他們站在一起，本身就是鐵證，就是活生生的歷史。

2003年，童增作為中國勞工的證人在日本法院出庭作證，回憶起十年前的那一幕，他依然難掩激動。

“法庭一邊站著中國最底層的農民，另一邊則是日本政府和大企業的代表，那個場面象征著，即便戰爭過去幾十年，但是對于戰爭、對于侵略者的控訴之聲依然堅韌。”

童增說，20年前，日本社會對于當年的戰爭罪行缺乏最起碼的認識，“我們當初放棄國家層面的戰爭賠償，但是在20年前，普通日本民眾心中根本就沒有‘賠償’的概念。通過這些年的訴訟，許多日本媒體、民眾也在此過程中了解了侵華戰爭的真相，他們中很多人選擇支持我們。”

在童增看來，日本政壇如今出現極右傾向，不少政客欲為歷史翻案。在此背景下，中國對日民間索賠的堅持就更顯重要。

在童增并不寬敞的辦公室里，依然擺放著20年前他收到的那萬余封來信，泛黃的信紙上多是受害者關于戰爭經歷的回憶。

“20年了，估計很多寄信人都已不在。”雖然從未放棄且愈發堅定，但是在馬拉松式的訴訟道路上，童增和他的同仁們有著更現實的擔憂。

2012年9月，曾7次遠赴日本提出訴訟的抗戰老兵耿諄去世；2013年9月，被稱為“中國慰安婦對日訴訟第一人”的萬愛花去世……如今，當年的受害老人大都年過耄耋，童增和他的同仁們可以堅持不懈，然而，遭受日軍暴行的“活證人”正漸漸含恨離世。

“過程比結果重要，但目標決不放棄。”在童增看來，這終究是一場原告越來越少的官司，對于勝利和正義，訴訟拉鋸戰的受害一方，有著“等不起的迫切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