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思考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美鷹派沒有強力反對

原題：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再思考

最近，我參加了不少華府智庫舉辦的關于中美關系的研討會，關于中國的研討總是十分熱門。不管研討會質量水平如何，會場上總是坐得滿滿的。今年關于中美關系中的一個最熱門詞匯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我的感覺是，這個提法已基本上被美國決策層和智庫專家們所接受。雖然中美關系的未來到底如何，誰都很難預測，但美方接受中方這個說法，卻是兩國關系發展中一個很正面和積極的因素。

早在2011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訪美時正式向美方提出，中美兩國間應建立一種“新型的大國關系”，美國方面開始很慎重，一直在琢磨中方的意圖。今年6月，當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在加州安納伯格莊園舉行會談非正式會晤時，習近平進一步闡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是，即“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此后，美方也開始在不同場合也屢次提及，似乎接受這一提法。

這一提法看似平淡無奇，但在兩國關系交往中卻顯得意義非凡。那么，美方為什么會接受這一說法？背后到底有哪些玄機？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分析一下。

一個大的背景是，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亞太國家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亞太地區正日益成為全球中心地帶，因此，奧巴馬2009年正式宣布美國“重返亞太”(又稱“再平衡”)戰略。據時任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稱，這是一個包括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策略在內的全方位整體規劃。美國希望達到的目標是，處理好與中國、印度、日本等重要國家及盟國的關系，防范出現一個對美國構成重大挑戰的國家出現，平衡美國在亞太各方利益，最大限度從亞太經濟繁榮中獲利，并確保美國在該地區的優勢地位。

中方提出，中美兩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代表，不應再重蹈歷史的覆轍，重復上世紀的慘痛教訓，雙方應建立一種全新的大國關系。中方的考慮是，雙方先為這種關系定一個框架，并確定一些原則，日后一旦出現什么問題或危機，就在這個框架內，按照事先確定的原則去處理。這樣雙方都會減少不必要的猜疑和麻煩，心里都踏實。美國人通常從“原罪”的思維模式出發，認為在國際關系中“非敵即友”，雙方關系好壞最終要看雙方利益是否融合，事先很難下定義。因此，要美國人馬上接受中方的這個新提法，其實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從美方的角度看，奧巴馬上臺后，美國面臨的形勢不太好，有點“內外交困”的味道。小布什政府留下一個不好收拾的局面，美國人對反恐戰爭已經煩透了，伊拉克和阿富汗如何收尾，加上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緩慢。因此，奧巴馬從第一任到現在，將主要精力放在國內問題上，全力糾偏，并試圖對國內一些重大問題進行改革。

這里必須要強調的是，在21世紀的頭十年，正是信息化帶動的全球化日益深入發展的階段，隨著互聯網的日益普及和手機等新媒體的廣泛應用，幾乎所有國家都面臨日益嚴重的社會挑戰，特別是像中國和美國這樣的大塊頭國家，新的形勢給國內政治、國家治理、危機管控等方方面面帶來的挑戰是空前的，是前所未見的，盡管具體到各國而言，情況會有所不同。

中國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一直在不斷強調并努力推動各項事業的改革和開放，并以此作為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動力。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近幾十年來取得的成就正是取決于我們始終在搞改革，始終努力改變過去不合時宜的做法和思維。就這點來看，美國作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越級大國，顯得有些滯后。現在，不少專家學者仍在不斷評估小布什的八年執政所帶來的后果。大家較為一致的看法是，美國將大量精力放在“全球反恐戰爭”上，無謂地消耗了大量軍力和國力不說，更是無形中置許多急待解決的國內關鍵問題于不顧，導致美國國際地位的相對下降和世界其它國家上升(DECLINE OF THE US AND RISE OF THE REST)。

2008年出現的金融危機，表面上是金融體系的危機，深層次看實際上與美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障礙有關。因此，奧巴馬上臺后即痛下決心，全面糾偏。一方面，政府采取一系列果斷金融和經濟措施，盡快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另一方面，從一些長期困擾美國社會的醫療保險、債務赤字、移民、槍支管控等問題入手，旨在推進體制性改革，使美國回到良性發展的軌道上。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看到，近些年來美國對外政策中出現了一些難得一見的場景：從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地大幅撤軍，面對敘利亞使用化學武器的“紅線”時保持相當的克制，并未馬上武力介入。在伊朗核問題上，奧巴馬政府頂住來自國會的巨大壓力，與中、俄、英、法等共同與伊朗達成臨時協議。我們發現，在處理國際事務時，美國越來越慎用武力，越來越強調通過外交手段解決爭端。

現在給人感覺是，美國正大幅調整其外交戰略，在全球范圍內收縮力量。大的外部環境出現較大變化，多極世界正悄然興起，美國越來越發現，振臂一呼，紛紛響應的局面已經不再。美國想在國際上有所作為，必須要先處理好國內的事情，“先打掃好屋子再請客”。正應了我們常說的一句話：內憂未定，外患難平。

由此可見，評價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好壞，首先要看這個國家國內的事情有沒有搞好。“好的外交政策總是始于國內”。在奧巴馬政府試圖全力搞定國內事情的同時，“重返亞太”戰略或者說是“再平衡”戰略就注定不可能擺在白宮辦公桌的案頭，成為總統最優先解決的中心問題。加上中國也主要忙于國內事情，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中國的所做所為并沒有使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中國對美國正構成最主要威脅。據美國著名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最新公布的一項民間調查顯示，無論是美國公眾還是美國精英，大多數人都不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敵人。

所以，從第一個層面看，美國之所以能夠接受中國關于“新型大國關系”的提議，是因為美國正處于全面調整其內外戰略的大背景下。

從另一個層面看，關于執行怎樣的一種對華政策，美國內部爭論得十分激烈。鷹派和鴿派出于各自意識形態、商業利益等種種考慮，往往在這個問題上各執一詞，各不相讓，結果導致美國的對華政策始終處于一種搖擺不定的狀態，即有國內政治需要時比如競選活動中，拼命對華“示強”，在許多需要中國協助時，不斷對華“示好”。有學者將其稱為“CONGAGEMENT”(CONTAINMENT &ENGAGEMENT，“接觸”加“遏制”)，通俗點說，就是“即拉又打”。

由于美國政治體制的分權，其外交決策大權同樣由行政和立法當局分別掌握，同時又受許多智庫、媒體和利益團體的影響，美對華政策始終處于一種動態的矛盾統一中，這才是理解美國對華政策的主線。也就是說，中國無必要把美國一些政客們出于某種需要“敲打中國”(CHINA-BASHING)的話當回事，也不能聽到一些對華友好的話就飄飄然。簡單回顧一年來的雙邊關系我們可以看出，美對華政策中“接觸”的一面明顯上升，“遏制”的一面如果說沒有下降，也可以說是相對減少，有些“心有余力不足”。

因此，當我們提出“新型大國關系”這一較為中性的說法，奧巴馬政府決定接受。隨后，我們也沒有看到鷹派的激烈和強有力的反對。當然，質疑聲音還是會有，沒有反倒不正常了。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這一提法給人感覺有當初G2(GREAT TWO)的味道，好像美國和中國要共同治理全世界。這可能與翻譯不準確有關。中國提出“新型大國關系”，強調和突出的是兩國間的“新型關系”，但我發現，大多數人把“新型大國關系”翻譯成“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單從英文文法看，很容易造成一種強調“大國關系”的印象。中方的提法其實沒有問題，美國是世界越級大國，中國還只是地區性大國，盡管兩國存在差距的，但都是大國。英文翻譯“MAJOR POWER RELATIONS”就容易讓人產生聯想，認為中國追求與美國平起平坐。因此，我個人認為，在翻譯時應注意把POWER改為COUNTRY，以避免不必要的歧義。

也有美國學者認為，“新型大國關系”只不過是中美關系的一個新提法，本質上并沒有改變中美關系的定性。在美國，反對這種提法的聲音不是很大，在很大程度上，因為這個提法并不妨礙鷹派和鴿派對中美關系施加自己的影響。

從國際層面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確實引起許多國家的濃厚興趣，特別是像日本、韓國、越南、菲律賓等中國周邊國家。這些國家都急切地想知道，“新型大國關系”到底意味著什么？這一新的定位將給這些國家與美國的關系造成怎樣的影響？

在不久前華盛頓智庫的一次研討會上，來自日本的幾位專家學者就認為，美國接受與中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與美國的“重返亞太”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他們認為，“重返亞太”的主要目的就是“遏制”中國，可為什么美國會同意“新型大國關系”呢？顯然，這些日本人仍從冷戰思維模式出發，有些一廂情愿，并未搞清楚美國“重返亞太”的全部意圖。我遇到的韓國學者對此就不像日本人那么緊張。有韓國學者認為，今年6月韓國樸槿惠總統訪華時，中方重申了將“不斷充實和深化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韓方不相信中美關系的加強會犧牲韓國利益。

周邊國家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多余的。因為中國與美國要建立的“新型大國關系”有其特定內涵，是新形勢下一種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積極考慮，不是要結盟針對第三方，或是以犧牲其它國家利益為代價的。今年中央召開的周邊國家工作座談會上也明確提出，我們要進一步做好周邊外交，一是確保良好的周邊環境，二是確保中國的發展能惠及周邊國家。

記得2005年9月，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在紐約的一次演講中提出，中國應成為國際社會中的“負責任的利益悠關方”，這是美方提出的一個要求，試圖給中國戴一個帽子，并加以約束和規范。經過一番研究后，中方沒有反對。這一次，美方接受了“新型大國關系”的提法，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方主動謀劃和構建中美關系的一次成功嘗試。但是，我們不能高興得太早。不久前中方宣布建立“防空識別區”一事，引發各方較強烈反應，被不少人專家認為是對“新型大國關系”的一次考驗。

美國和中國間的巨大差異，決定了中美關系這條未來之路注定不會平坦。奧巴馬政府接受中方的提法，“新型大國關系”之路才剛剛開始，并不意味著兩國關系已走上正軌，一帆風順，也不意味著美國各屆就對華政策達成廣泛共識，更不意味著美國決策層從此就會站在戰略的高度看待兩國關系。

科技的革命性發展，推動全球化大潮以勢不可擋的趨勢涌來，給世界各國、特別是像美國、中國和歐盟這樣的大國和大經濟體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壓力，同時也提供了極不難得的發展機遇。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和發達國家的代表，中國和美國一方面都要努力改革自身體制障礙，以適合形勢發展需要，同時更要關注全球性議程，努力克服國內政治和小集團利益的阻力，加強協調和對話，探討如何進一步創新國際合作、特別是大國間合作的新模式，努力發揮大國合作的引領示范效應，以更好造福人類社會的共同福祉。這恐怕也是中美雙方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應有之義吧。(美國喬治城大學訪問學者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