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戰略收縮 中東地緣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組合

與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所謂“阿拉伯之春”和2012年多國實施政治過渡及變革相比，2013年中東地區局勢的發展失去了明顯而清晰的線路：多個政治轉型過程中的阿拉伯國家亂象橫生，政局走向變數增多；地區力量此消彼長，嚴重失序；美國戰略性收縮態勢明朗，并牽動地緣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組合，局勢發展撲朔迷離。

一是發端于2011年的阿拉伯大變局進程出現反復。2013年，進入第三年的阿拉伯大變局進程明顯失去清晰的發展線路，多數阿拉伯國家亂象橫生。

埃及局勢出現逆轉，爆發所謂“6·30革命”，軍方推翻民選總統穆爾西并在8月14日武力清場中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國家安全形勢持續緊張。敘利亞局勢發生逆轉，政府軍逐漸占據戰場優勢，曾使美國軍事干預一觸即發的化武危機終以敘政府交出并配合銷毀化武而得到緩解。突尼斯政治過渡一波三折，爆發大規模民眾示威，國內局勢動蕩，執政的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被迫交權于由獨立人士組成的過渡政府，以待明年新大選。利比亞政治長期混亂，10月過渡政府總理被武裝分子短暫綁架，11月民兵武裝占據首都的黎波里，造成數十人死亡。也門過渡進程嚴重滯后，至今沒有制定出新的憲法，國內局勢十分脆弱。

阿爾及利亞總統布托弗利卡年邁體衰(2013年4月曾突發中風送法國救治)，但2014年可能還會被執政黨推出來競選連任；蘇丹南北分家后經濟形勢嚴峻，民眾示威不斷，局勢重趨動蕩；約旦雖舉行了選舉，但國王繼續任命非議員而不是獲勝政黨領導人擔任首相，危機隨時可能爆發；在阿拉伯大變局中艱難維持了穩定的海灣阿拉伯君主國整體局勢非常脆弱(事實上巴林局勢始終動蕩)，內部潛伏著深刻危機。

事態發展昭示，阿拉伯大變局將是一個長期、艱難和充滿曲折的探索過程。2013年10月30日，在中國駐埃及大使宋愛國陪同下，筆者在開羅見到了埃及過渡政府外交部部長法赫米，他幾次稱從“1·25革命”以來埃及一直處在“探索”之中。

在阿拉伯大變局中，埃及局勢的走向具有指標性意義。埃及未來發展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前景：建立所謂的新威權模式，或者陷入街頭政治和政局動蕩的惡性循環。如果埃及軍政當局的政治路線圖能夠大致得到落實，埃及局勢有望走上一條重建秩序之路，軍方領導人塞西將軍可能成為國家新的威權人物。但是，局勢的發展也有可能走向另外一種前景。目前，埃及可謂內外交困：外部受到美國和歐洲的“冷抵制”，美國暫停了軍援，美歐資本幾乎盡數撤離；內部軍政當局與穆兄會支持者尖銳對立，局勢緊張，國家經濟陷入困境。如果經濟長時間難有大的改觀，可能用不了一年半載，類似“6·30”的第三次革命又會上演，因為埃及民眾已沒有太多的耐心！

二是溫和與激進伊斯蘭蹺蹺板效應再現。2013年，埃及民選總統穆爾西被推翻，突尼斯執政的復興運動政府也嚴重受挫，曾經盛極一時的政治伊斯蘭化勢頭明顯受阻。而以基地組織為特征的激進伊斯蘭勢力在從南亞到西非的廣大地區重趨活躍。“9·11”事件以來的事態發展顯示，在這一遼闊的穆斯林聚居區域內，不論哪里出現動亂，都會對伊斯蘭極端勢力形成吸引力，并導致他們新的聚集。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的伊拉克是如此，2011年利比亞戰爭后的利比亞也是如此，2012年陷入內戰的敘利亞還是如此，2013年軍方出手干政后的埃及怎么能例外呢？

長期以來，伊斯蘭世界的溫和與激進勢力之間一直存在著一種蹺蹺板效應。“9·11”事件后美國全球反恐，以基地組織為代表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受到沉重打擊，民心大失，以穆兄會為代表的伊斯蘭力量進一步趨向溫和務實，這也是2011年開始的阿拉伯大變局絲毫沒有激進、極端特征的主要原因。此后，阿拉伯世界局勢動蕩，基地組織等極端勢力渾水摸魚；2013年以穆兄會為代表的政治伊斯蘭勢力嚴重受挫，更給伊斯蘭極端勢力重新崛起提供了機會。

三是美國在中東戰略性收縮直接牽動中東地緣政治的神經。2013年中出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賴斯上任伊始就重新評估美國的中東政策，據9月完成的評估報告，未來美國在中東將遵循外交優先、減少卷入、避免軍事干預的新方針。2013年11月20日賴斯在喬治城大學發表題為“美國的未來在亞洲”的演講，更“若有所指”地說：“不管世界其他地區發生多么麻煩的事情，都不會影響美國把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到亞洲來。”美國對埃及軍方罷黜穆爾西的曖昧態度和在敘利亞化武危機的出爾反爾，使美國從中東戰略性收縮的態勢明朗化。

伴隨美國的戰略抽身，中東地緣政治態勢出現聯動，原在敘利亞問題上形成的統一戰線(土耳其、沙特、埃及、美國為首的西方)瀕于瓦解，美國在中東的同盟體系出現松動，美國與土耳其、美國與沙特阿拉伯、美國與以色列、美國與埃及的關系都在發生變化。伊拉克戰后10年來，美國一直通過軍事威脅加經濟制裁打壓伊朗，來維持這一地區地緣政治力量間的平衡。然而，9月聯合國大會期間美國和伊朗關系出現戲劇性的“融冰”，在中東國家中引起“強烈的地緣政治地震”。

因此，圍繞埃及局勢發展和伊朗核談判的恢復，中東地區地緣政治力量開始了新一輪分化組合。沙特阿拉伯拒絕出任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土耳其洽購中國紅旗9型導彈；以色列加強與法國等歐洲國家的協調，并被盛傳與沙特阿拉伯密議破壞美國與伊朗改善關系的努力。年底俄羅斯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到開羅與埃及同時舉行2+2會談，“這是20多年來兩國間首次高級別的深入接觸”，雙方甚至談到了高達20億—40億美元的軍購案。

四是伊朗核問題雖取得突破，但最終解決問題仍充滿艱難。2013年11月24日，伊核問題六國與伊朗達成解決伊核問題的階段性協議，伊朗部分放棄核活動換取西方部分解除制裁，持續10年的伊核危機取得突破性進展，從而打開了和平解決這一危機的大門。

這個階段性協議的達成是美國和伊朗相互需要、相互妥協的結果。伊朗國家經濟陷入困境，民心思變，新任總統魯哈尼急需突破制裁以改善經濟，伊朗在核能力已有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愿意以限制部分核活動換取美國放松制裁；奧巴馬政府當務之急是對內重振美國經濟，對外搞“戰略再平衡”，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繼續打壓伊朗已力不從心，試圖以松動制裁換取延緩伊朗提升核能力的步伐。雙方可謂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在今年聯合國大會期間，美伊兩國總統通電話，美伊良性互動引人注目，被國際社會形容為“融冰”。

盡管達成了階段性協議，但還要在6個月內談判伊核問題的最終協議，伊核問題徹底解決的前景并不樂觀。伊核問題并不僅僅是技術性問題，更是政治問題，是美國和伊朗關系問題。美伊兩國關系存在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上。在意識形態方面，美國很難接受一個伊斯蘭政權，自從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始終孜孜以求更迭這個政權；在地緣政治方面，美國更難接受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這個政教合一的政權在中東地緣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伊朗事實上在中東地緣政治力量對比中呈現“獨大”的趨勢，這是近10年來美國持續嚴厲打壓伊朗的主要原因所在。伊朗堅持提高核能力，就有出于政權安全和自保的考慮。而且，伊朗很看重自己的大國地位，1979年被伊斯蘭革命推翻的巴列維國王就認為“沒有核能力的國家不是大國”。因此，雖然有伊核問題階段性協議，雖然美伊關系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緩和，但仍很難說美伊關系能夠出現根本的改變。而只要美伊關系不出現根本改變，伊核問題的徹底解決就只能是一種奢望。(李紹先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