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童工被送回老家 求記者別拍怕再打工沒人要

“過節和來客時才吃點臘肉”

傍晚時分，吉覺阿呷背著一筐干柴回來了。“冬天冷，要燒火塘烤火，還要煮飯煮豬食，我在家每天都去多找一些。”她一邊說著一邊吃力地把背簍從身上卸下放到墻角。記者走過去一掂量，這筐柴少說有20來斤。

“阿呷最勤快，等到2月初種土豆，她也能幫忙開犁。”馬卡阿莎告訴記者，這里的村民基本都種土豆，“8月收獲時，100斤一筐，每畝能收30多筐，只可惜賣不起價。”馬卡阿莎說，這里路不好，汽車開不進，只能等附近鄉鎮趕集時用馬馱幾筐去賣，但卻連8毛錢一斤都賣不動，算上種蕎麥、養豬，每年只能有萬把塊收入。

對于家里的生計，吉覺阿呷也很苦惱：“我打工的地方，土豆兩塊多一斤！我們卻只能等土豆粉廠用六七角的價格收，收不走的就只有自己吃，去年收的土豆現在還剩一大堆。”她說，“地里刨不出錢，只能出去打工，現在哪家是單靠種地掙錢的？”

不知不覺到了晚飯時間，馬卡阿莎留記者吃飯。主菜毫無例外是燉土豆，沒有佐料，淡然無味。也許是因為記者的到來，馬卡阿莎竟端出了一盤臘豬肉和圓根酸菜。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跟記者說，“平時家里來客少，過彝族新年的時候殺了一口豬，腌成臘肉后只是逢年過節和家里來客時才吃。”

“不要嫌土豆不好吃，種出來也不容易！等到2月開種的時候，土硬得牛都拉不動，而且要我們四五個人一起種才行。”吉覺阿呷卷起袖子，手臂上露出一道清晰的傷痕：“你看，這就是上次耕地時不小心被犁劃傷的。”

“有帶上百名童工的，一個月拿七八萬”

盡管在將童工們從深圳接回后，涼山州當地政府已經為他們的入學提供了必要的便利，但吉覺阿呷仍然不愿去上學。“我聽不懂老師講課，去學校有什么用！”她說。

經記者好說歹說，第二天一早，吉覺阿呷答應跟記者搭村民的摩托去村小看看。村小老師吉子阿牛告訴記者，學校的兩間瓦房，容納了全校40多名學生，一二三年級一間，四五年級一間。“常有輟過學的回來讀書，但很難跟上進度，甚至有十三四歲的來讀三年級。”吉子阿牛說，學生們普遍缺乏漢語聽說能力，數學課時他經常要用漢語講一遍，再用彝語講一遍。

“很多學生從小就跟著父母外出務工，雖然小孩子沒人敢用，但他們在打工的地方也入不了學，成了野孩子。”聊起輟學問題，吉子阿牛嘆了口氣。他告訴記者，去新疆摘棉花、去廣東等發達省市等都是涼山外出務工人員熱衷的去向，很多孩子跟著父母出去后，在打工地不能入學，耽誤了學業，年齡稍大后學業更跟不上，外出打工似乎成了最佳的選擇。

“由于文化水平不足，甚至漢語都不流利，完全不能融入外面的社會，他們出去只能做一般勞動力，掙得很少，所以有的人后來又想回涼山念書。”吉子阿牛說，在涼山甚至有20多歲的六年級學生。

而受益于輟學打工的龐大人群，一種新興職業產生了：一些在外打工多年、對勞務市場“行情”較熟悉的打工者通過組織同鄉輟學學生外出打工，從中抽取費用而牟利，這些人即為“工頭”。

記者輾轉聯系上的一位“工頭”透露，廣東一家工廠給童工的工資為11元/小時，加班時為12元/小時，但由于工資由他代領，他發給童工的工資一律為8元/小時，按童工每天10小時的工作時間，“工頭”每天可從每名童工身上抽取至少30元。

“我知道有帶過上百名的，一個月可以拿七八萬。”這位“工頭”坦言，他最多一次帶過50多人，其中大部分在16歲以下，勞動監察部門一般都查不出來，“跟工廠或者中介公司一起造一些假的身份證號就行，廣東這邊這么多廠，很容易就混過去。”

另外，這位“工頭”也承認，他雖然一開始都許諾帶著孩子們“掙大錢”，而且童工們每月也確實拿到大概2000元左右工資，但他們卻很少有人能存下什么積蓄，“都是群孩子，走出大山后好奇心重，拿了工資后請客吃飯、買這買那的，能存多少？碰到黑工頭直接吃他們的錢，那更慘。”

盡管如此，吉覺阿呷還是希望能出去打工。記者給她照相時，她敏捷地躲開了。“你拍我是要上電視的嗎？不要讓我上電視，不然出去打工他們就不要我了。”吉覺阿呷懇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