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餓死女童案“余震” 代表委員呼吁完善立法

一場不約而同的“立法之戰”

三份提案、議案的主要內容大同小異，首先都提到了導致“南京餓死女童案”的社會癥結，目前中國未成年人保護的種種問題，其中包括：1、家庭監管的缺位；2、監護約束機制的滯后；3、社會保護的片面；4、法律救濟的局限；5、未成年人保護主體不明確。

對于這些問題，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給出的解決辦法不約而同是推動“立法”。

“盡管我國的《民法通則》、《未成年人保護法》、《江蘇省未成年人保護條例》中均對未成年兒童的生存權和監護制度加以規定，但原則性大于操作性，政策性大于實用性，并不能真正有效的解決兒童保護中現實存在的問題。”周迅告訴記者，“鑒于目前南京市并無地方性的未成年人保護條例，我們建議直接制定《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

李曉霞則告訴記者，在2013年7月，她曾經向南京政協遞交過一份《關于在南京試點未成年人家庭保護項目的建議》。她期待能從制度層面進行一些改善，包括：由政府牽頭并交由民政部門統籌未成年人保護的相關工作；在學校、社區、醫院建立強制報告制度；建立民政局、公安局、教育局、檢察院、法院、衛生局、婦聯、團委共同參與的家庭風險評估與預警機制；建立強制介入、強制帶離制度

不過李曉霞遺憾地告訴記者：“隨后我發現，沒有強制性的法律規定來約束，制度上的建議執行起來很難。”

在葛曉燕檢察長的議案中，更是直接呼吁“鑒于目前保護未成年人法律制度的缺位和完善制度的緊迫，建議南京市人大將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納入2014年立法計劃，進入立法程序。”

14日，南京市人大代表、該市婦聯主席宋曉輝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在(南京餓死女童案)的實施處置過程中，有不少專家和司法部門對目前施行的全國法規條例(未成年人保護方面)進行了分析，確實有很多只是原則性的表述：用詞多為“相關部門”“有關責任人”責任方指向不明；多為號召性的口號；沒有追責的法律表述……”

“婦聯也希望能夠通過地方立法，在有了上位法的基礎上，通過實施細則界定的更加清楚，讓執行環節上能夠無縫對接。”宋曉輝告訴記者。

“地方立法”到底有沒有可能？

然而，目前看來，這些來自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共同的“呼聲”和“建議”很難立刻放入到南京市2014年的“立法計劃”中去。

據葛曉燕檢察長告知，南京市人大在2013年底對她提交的議案進行回復時表示，2014年立法計劃已經確定，這份建議他們只能納入動態庫。

而周迅院長于1月14日才剛剛提交的十人聯名議案，則更加前途渺茫。

有內部人士告訴記者，如果只是加入地方人大的“立法動態庫”，那么到底何時能夠真正開啟“立法程序”，就很難說了。

更有司法界專家認為：“目前國內，地方立法水平很有限，問題很多。即使出發點是好的，但法律制定的本身就是一個很嚴格的過程，沒有上位法的支持，地方立法根本不能稱之為立法。”

對此，江蘇省人大法工委主任劉克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首先表示，其實2014年的立法計劃即使已經制定，也是可以調整增加的。

隨后，他也坦承：“未成年人的保護問題，國家的立法應該說比較原則，是存在一定不足的。那么地方立法一個很重要的職能，就是保障國家法律法規、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在本地區的實施。是國家比較原則不夠具體的，我們規定的具體，明確、具體、可操作、能解決實際問題，對未成年人進行有效的保護，這就是我們地方立法的任務和責任。”

“現在不是有沒有法的問題，而是要說這個法管不管用、能不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問題，現在在這方面應該說還有待提高，我想我們這項工作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劉克希強調，“地方立法，包括國家立法，現在要強調精細化，也就是講，能具體的要盡量具體，要管用，能解決問題。”

據南京市婦聯在2013年年中對該市身處于困境中的兒童所做的調查報告顯示：該市被列入困境兒童的，約有1000多個家庭、2000多名孩子。

這些孩子的真實處境為：家庭處于城市低保線以下、單親的甚至父母不在的、跟爺爺奶奶住的……

這2000多名孩子隨時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被傷害”的對象，也隨時可能滑入生存危機、生活危機、受教育危機等種種“深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