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壓歲錢斂財與受賄無異

春節(jié)送紅包，本來是圖個吉利、皆大歡喜的事兒。但據(jù)有關媒體報道，記者采訪發(fā)現(xiàn)，很多送禮人表示，拎著大包小包去領導家，不但會被拒之門外，還會被埋怨不懂事，而給領導干部的孩子發(fā)紅包，就成了新的送禮突破口。

在中央各類禁令密集出臺的情況下，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另辟蹊徑借給孩子紅包大搞“曲線救國”，引人深思亦當警惕。人們完全有理由懷疑，基于這樣的目的給孩子的紅包或者說壓歲錢，其數(shù)額恐怕要遠遠超出正常范圍。如果個別領導干部對此熟視無睹，甚至有意無意地給潛在送禮者暗示“送禮免談給孩子紅包更安全”，那么，整個春節(jié)期間累計的“壓歲錢”必然也是個極其可觀的數(shù)字。

誠然，孩子沒有過錯的也不必為此承擔什么責任，但所謂滴水藏海，從這件看似不大的“小事”上人們能夠再度窺見一個嚴肅問題的端倪，那就是手中握有一定實權的領導干部不光要對自身嚴格要求，對于自己身邊人的管控也必須十分到位：不僅對于身邊人利用自己影響力受賄的情形要零容忍，對于某些送禮行賄者以身邊人為突破口達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行為同樣要嚴防死守，更不能有意無意地將身邊人視為“更安全”或是“更隱蔽”的收禮受賄途徑，從而聽任甚至默許送禮行賄者借此大行其道。

現(xiàn)實中，人們已經(jīng)見到了不少領導干部借身邊人斂財?shù)睦樱^去，諸如紅白喜事，子女上學等，都是十分不錯的斂財“題材”。這類斂財行為往往和傳統(tǒng)的人情禮儀混雜在一起，在表面上擁有十分大眾化的理由和借口，令人真假難辨。實際上，這類斂財行為的數(shù)額之大絲毫不亞于一些比較嚴重的行賄受賄行為，更因其半公開、范圍廣等特點，在群眾中間造成的惡劣影響猶有過之。

在媒體的報道中，也提到了有機關干部建議，“最好上面出個規(guī)定，領導子女不許收超過多少數(shù)額的紅包，否則視同受賄，剎住這股歪風，大家都清閑。”出臺這類規(guī)定不是不可以，但仍給人以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之感。當傳統(tǒng)的利用紅白喜事等斂財方式在中央禁令出臺后近乎絕跡之時，給孩子送紅包又被“開發(fā)”出來。可以想見，當送紅包被明令禁止后，或許送禮者又能別出心裁再度找到突破口，前提是只要被送禮對象對此始終持有縱容默許的態(tài)度。

因此，對于借助身邊人斂財?shù)默F(xiàn)象需要依靠法律來規(guī)制。在近年來刑法的修訂工作中，曾經(jīng)增設了身邊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這一罪名的設立，被認為是反腐工作的巨大進步，但是反過來，對于權力擁有者利用身邊人斂財則缺少法律的明確規(guī)定。利用身邊人斂財或許并無明顯的職務犯罪行為，但又的確和權力、職務密不可分，其根本性質(zhì)與本人受賄無異。在過去的一些腐敗案件中，人們有時會見到“巨額財產(chǎn)來源不明罪”。人們同樣有理由懷疑，利用身邊人斂財是否就是巨額財產(chǎn)的不明來源之一？這方面的某些問題需要在法律上進一步明確。　　□杜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