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群體遭遇人情“夾心”:村里有 城里也有

回鄉匆匆團聚幾日后，年過完了，如同候鳥般的農民工將再次離開家門，向著遠方大大小小的城市遷徙，開始新一年的打工生涯。這個離鄉土更遠，卻未必距城市更近的“夾心”群體，同樣遭受著“人情債”的雙重擠壓：村里有，城里也有。

農民工人情：雙重擠壓，數額成痛

在太原市打工的張小明在春節之前，趕回山西臨縣老家參加了一場侄子的婚禮，按照那邊的隨禮行情，張小明隨了1000元，這相當于他一家四口在太原一個月的生活費。做裝潢工作的張小明每天的工資有兩百多元，“每個月差不多干20天，2013年掙了52000元。”張小明說。

然而這5萬多元，到年底基本沒剩下，“一家四口在太原的房租每月500元、生活費1000元，兩個孩子上學花去2萬多元”。讓張小明介懷的還有一項巨大的開支：送禮花去了7000多元，占據他總收入的15%。

在張小明的賬本上，清晰地記錄著，2013年參加各種婚喪嫁娶25次，其中太原17次，老家8次。“太原多是工友結婚，工友孩子滿月、12歲生日等，都一起干活的，通知了不去不合適。”張小明說。

高額的人情債也成為同在太原打工的問勤榮“不能言說的痛”。42歲的老問2013年隨禮花去了5000多元，“現在行情都漲了，城里的朋友起碼300元，老家的最少200元”。

除去婚喪嫁娶，過節的人情也成為他們的負擔。在山西長治打工已經3年的劉慶祥和妻子，一年下來收入并不高，但春節的各種人情開支一樣也少不了。“俺們東北那兒禮重，親戚十來戶都得去看，每次怎么著不得花二百多元。再說壓歲錢吧，親戚朋友的小孩都得給，光這就得兩千多元！”

依據國家統計局山西調查總隊的數據，四成受訪者平均每月隨禮近5次或更多，親朋之間的紅包、隨份子正在逐步演變成“人情債”。

人未留城，情已進城

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主任吳忠民表示，作為生活在城市里的農村人，農民工群體需要維系兩邊的社會關系，“夾心”人情讓他們背負著雙重負擔。“人未留城，情已進城”，吳忠民說，生活圈子的雙重化決定了人情圈子雙重化，農民工群體自不例外。

城市示范效應以及部分農民工的攀比陋習導致了人情費用飛漲。山西省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譚克儉表示，隨著社會發展、物價水平的提升，人情費用升高成為必然。農民工進城，在城市里甚至回鄉之后的人情往來都有向城市居民看齊的傾向。

被人情裹挾的農民工群體也有些身不由己，張小明等人表示，他們出來往往會結識來自不同地方的工友，“因為平常一起干活，抹不開面子。另外我們的工作并不固定，一個活完了之后往往需要小包工頭或者工友之間互相介紹工作。”張小明說，不處朋友，沒有活干。

譚克儉表示，在城市圈子里，農民工隨禮已逐漸改變了傳統意義上交流情感的目的，其背后蘊涵著復雜的人際關系，承攬業務、拉攏勞力、借錢借物等目的充斥其中，充滿功利色彩。

事實上，農民工在城里的人情多是“轉圈人情”。問勤榮說，他們隨禮的對象往往是一群人，活完了這些人有可能就散到各地了，“但是不要緊，我們有什么事的時候，會有新的工友來隨禮”。

于是，各種名目的擺酒設宴便在農民工群體中流轉：工友結婚、孩子滿月、孩子12歲生日，即便在老家操辦過，也要在城里“表示表示”。一來二去，陷入惡性循環。

移風易俗，為農民工“減負”

專家表示，農民工留城不易，高額的人情往來除加劇他們負擔之外，更阻礙了這些邊緣人群的城市融入。

“人情往來金錢化，反而會使人際關系淡漠，違背了禮尚往來的初衷。”譚克儉說，表面上看，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農民工群體榮辱標準的錯位，從深層講，是城鎮化過程中社會對農民工群體管理滯后的表現，農民工行為缺乏必要的引導和約束。

吳忠民說，過去移風易俗集中在對舊有不良傳統的摒棄，現在要開展適應新形勢下的移風易俗。在城鎮化的背景下，教育群眾進行自我調適，降低維護自尊式的利益需求，減少群眾的不理性行為。 (記者孫亮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