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治霾”：能否做到霾開霧散？

當節日喜慶的硝煙散盡，全國多地卻仍籠罩在陰沉的霧霾之中。

重重霧霾加重了人們的疑慮－－從“灑水抑塵”到“停工停課”，從“霧霾罰單”到“免職開除”，各地治理霧霾的措施多樣、語態堅決，為何效果并不明顯？政策在落實中又遭遇了哪些尷尬與問題？突破“十面霾伏”的癥結何在？

“尷尬”的應急措施

當霧霾襲來時，為什么孩子還在上課？當PM2.5爆表時，為什么企業卻置之度外？面對民間的質疑，官方解釋是，我國尚未形成完善的重污染天氣的應急預案。

近日，環保部出臺了《關于加強重污染天氣應急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北京、上海、江蘇等地也出臺或制訂空氣污染應急預案。《福建省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已上報福建省政府。遼寧的省級及各市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也已編制完成。

然而，各地的應急措施在操作過程中卻存在諸多“尷尬”。記者在霧霾天采訪時了解到，對于“提醒性、建議性”的“藍色預警”應急措施，很多人既不了解其具體內容，也無法真正按照建議“減少戶外活動”。

上海市盡管已發布《上海市環境空氣質量重污染應急方案(暫行)》，但關于霧霾嚴重時，學校是否需要停課，目前并沒有明確規定。對此，上海市教委官方微博表示，這是出于綜合因素的考慮，并不能說停就停。因為“決定何時停課應綜合考慮家長接送、學生的家庭照看和上下學路途安全等因素”。

面對重度霧霾突襲，不少城市甚至還沒有相關應急預案。一些已制訂預案的城市也并未及時啟動，造成有預案不“應急”、有應急無“預案”的尷尬局面。

“一些地方發生過環保部門提出執行應急措施，但最終未能執行的‘尷尬’。”環保人士馬軍說，對空氣污染指數的預判和大規模應急措施聯系在一起，對政府部門的執行能力、協作能力都是巨大的考驗。

艱難的“治本”之道

2月14日，《廣東省大氣污染防治行動方案》發布，通過六項治本措施防治大氣污染，力爭到2017年珠三角區域PM2.5年均濃度在全國重點控制區域率先達標。

面對反復來襲的霧霾污染，“應急固然必要，治本更為迫切”已越來越成為共識。為確保治霾效果，各地也不乏雷霆之舉。

但環保專家認為，我國霧霾成因復雜，治理周期較長，盡管采取了系列措施，很多地區短期內都難見到明顯效果。與此同時，嚴厲治污措施與群眾現實利益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凸顯。

在蘭州，由于灑水抑塵導致道路結冰，交通事故頻發，引發詬病；但更多質疑是政府工作重心向環境保護上調整帶來的深層變化。在對原有燃煤鍋爐進行天然氣改造過程中，由于涉及點多面廣、工程量大，致使部分地區供暖延期半個月，受影響的供熱面積達290多萬平方米。除此之外，單雙號限行造成嚴重的市民出行困難，更是引發輿論風波。

記者還了解到，目前不少地方根本沒有負責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的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不少地方是內部挪用編制。江蘇省環保系統的一位專家表示，治污、治霾總體來說處于“有心無力”的狀態，各地的應對和治理能力與形勢要求不匹配，導致“只能抓重點，從水污染、重金屬污染到大氣污染，哪個有事抓哪個”。

漫長的“突圍”之路

整體減排難度大，造成了霧霾的持續與反復。江蘇省環保廳總工程師劉建琳說：“中國的污染狀況既有因能源結構不合理導致的倫敦型大氣污染，又有因交通原因造成的洛杉磯型大氣污染。大氣污染源頭多樣，呈復合型。”

“即使所有污染源全部切斷，都不可能立即明顯降低污染，改善大氣污染狀態唯有靠長期治理。”江蘇省環保廳大氣辦副主任單陽說。

上海市環保局污防處副處長周軍說，要徹底解決霧霾污染的困擾，必須從根本上轉變發展方式。不僅產業結構要調整，布局也要重新科學規劃。此外，最重要的一點是區域聯防聯控。這就需要國家層面進行制度規劃，協調統籌，建立起大范圍的區域防治網。

治理霧霾已刻不容緩，是群眾焦慮、社會關心，事關政府形象的重要問題。專家認為，在霧霾這樣的環境災害面前，需要發動全社會力量防霾治污、共同面對。(執筆記者：舒靜，參與采寫記者：陳剛、白麗萍、葉健、張逸之、邰曉安、董建國、商意盈、孫仁斌、倪元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