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中國威脅論”背后的危機感

其實聽到美國商界精英對中國的這番評價，國人不必覺得他們不懷好意，也不必“受寵若驚”。美國國會舉辦這樣的聽證會是為了搜集完善政策制定的意見建議。證人們根據各自的經驗知識提供證詞，不管其中夾雜的是公司利益、行業利益還是集團利益，這些最終都會緊密編織成美國的國家利益。

盡管他們對中國經濟和企業的評估與分析未必完全準確全面，但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卻可以管窺他們在后危機時期的自省，而這種自省在危機前并不多見。

誠然，石家安教授所說的“美國人需要修正自己的創新文化”并不是說要放棄創新轉而模仿，而是應該創新、模仿兩條腿走路。常識告訴我們創新是最難的，模仿則首先要看你是否愿意。現在美國人一方面開始意識到模仿的意義，而他們在創新領域的實力依然無可匹敵。

美國對中國企業的評估客觀上反映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這種速度早就給他們帶來了困擾和壓力，讓其無法等閑視之。好在中國一直都不乏憂患意識，對當下改革發展中面臨的各種“深水區”問題都有非常清醒冷靜的認識。

不管美國精英如何贊嘆中國模仿能力多么強，中國企業多么有潛力，我們都應該看到中國企業中真正能稱得上享譽世界的跨國公司依然是鳳毛麟角，中國經濟和世界頭號強國的差距還相當大。在經歷一系列經濟危機和社會變革之后，美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實力也許從自身的歷史坐標來看有所下降，但其在世界各國相對的坐標系中仍然領先。

為什么美國會對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行為如此在意？原因是中國經濟的體量巨大，中國經濟對美國的影響從廣度和深度上說，和新加坡、韓國等是不可以比肩而論的。

全球化時代，世界經濟緊密聯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后危機時代的危機感其實是被中美兩國共同分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