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天代表委員天天履職：形式更豐富 閉會時也忙

3月3日、3月5日，全國政協會議、全國人大會議相繼開幕。肩負神圣職責，5000余名代表委員將度過忙碌的會期：審議討論，表決批準，提議案提案，交建議意見，等等。事實上，無論開會、閉會，代表委員履職一直在路上。

繃緊

“責任弦”

2003年新的婚姻登記條例實施后，強制婚檢被改為自愿婚檢，河北承德縣婚檢率從2002年的95%降至2004年的0.2%，2005年出現“零婚檢”現象，當年出生人口缺陷率達到7‰，大大高于往年。近年來，該縣婚檢率雖有所提高，但還遠遠低于城市婚檢率80%的平均水平。

今年的人代會上，承德縣朝梁子村黨支部書記楊秀華代表帶來了以上這組數據。

婚檢，一個如今社會公眾并不太關注的話題，為什么偏偏會進入楊秀華的視野？她的答案是：日常生活中總會遇到一些事情，這些事情可能看起來不大，但它的背后或許隱藏著大的社會問題，比如婚檢率低引發的出生人口缺陷率高。

“作為人大代表，就應該始終繃緊這根‘責任弦’，多觀察社會，多發現問題，多思考問題，進而提出一些有見地的議案建議。”楊秀華說。

宋豐強委員是河南省工商聯副主席、河南省綠色中原現代農業集團董事長。“我一個農村苦孩子，能成長為全國政協委員，我感覺肩上的責任沉甸甸的。”

在農村長大的他，始終關心“三農”問題，提案總是又多又好。“農民九盼”“農民新九盼”“農民九喜”……這些年，宋豐強深入農村一線調研總結，每年兩會時都會把農民的心里話帶到會上來。大家親切地稱其為“農民委員”。

責任，是兩會上代表委員們口中的高頻詞。在他們看來，代表、委員不是榮譽，而是要為之全力付出的神圣職責，是13億人民的囑托，令他們不敢懈怠。

履職

進行時

據統計，在2013年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期間，代表們共提出建議7569件。內容主要集中在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大氣污染防治力度，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以及農業現代化發展等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何曄暉介紹，這些建議里，有6044件是代表們通過專題調研、視察和座談、走訪，并經過認真研究、慎重考慮后提出的。

當365天代表、委員，還是10天代表、委員？答案當然是前者。開會時忙，閉會時也忙。

宋豐強委員說，過去一年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農村一線調研。一年深入調研、走訪的結果，換來了他今年提交的一份提案：加快培育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推進新型農業現代化。“功夫在會外，功夫在平時，功夫在基層。只有加強調查研究，才能提出真知灼見，才能對得起‘委員’這兩個字。”

青海西寧市回族中學副校長拜秀花代表有著37年的基層工作經歷。“去年我提了一個轉型后的國有企業退休職工的住房問題，后來很快就解決了，我很激動。今年，我提前做了很多調研，也搜集了不少民生建議，我要抓住難得的機會，為青海的百姓呼吁。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自豪。”

履職成效如何？以人大為例。據何曄暉介紹，截至2013年底，全國人大代表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期間提出的7569件建議和401件議案已全部辦結，其中169件議案提出的51個立法項目已經列入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和立法計劃當中。

形式

更豐富

重慶市腫瘤醫院院長周琦代表說，作為醫療衛生戰線的一員，她也有義務為行業的發展建言獻策。去年，她就基層醫療服務體系建設這一話題開展了專題調研。“通過走訪重慶市諸多邊遠區縣、鄉鎮，我發現，鄉鎮衛生院的基礎設施、設備都已經有保障了，但是‘留不住人’讓人發愁。”對此，周琦建議嘗試建立相對獨立的縣級以下職稱評定體系，通過職稱及待遇的補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作為代表，她還有很多的思考和期待，今年兩會過后，“我將第一時間開始新一輪調研履職”。

據介紹，除了自主開展專題調研，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全國人大會議閉會期間，積極開展代表聯絡工作，為代表履職提供各類平臺。特別是在2013年，代表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取得重大突破，從過去的大約40至50人，增加到66人，六個常委會審議小組每個組達到11人左右。常委會參加執法檢查的人數也有較大提高，2013年有300名代表參加常委會的執法檢查，所有的執法檢查小組中至少有2名以上的基層代表。

2013年12月，浙江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腎內科主任王鳴代表被邀請列席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

“廢除勞教制度、調整生育政策、審議行政訴訟法修改，雖然會期只有幾天，但會議的內容都極為重要。”回想那次經歷，王鳴說，“也許你的一句話，就會影響到一部法律的修改、一個決定的作出，而這些影響又往往是深遠的。坐在會場里，愈發感覺肩上的擔子很重。”

談起政協委員履職，全國政協文史委副主任卞晉平如數家珍：平時政協委員可以隨時提出提案、可以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這兩方面發揮作用的空間相當大，而且全國政協有專門機構及時辦理。全國政協每年都會組織一些視察、調研活動，包括京外委員每年也要組織他們在本省區就地視察或跨省區視察。有些政協委員通過政協渠道被政府有關部門聘為特約檢察員、監督員、督導員等。另外，政協委員還有義務向政協組織提供“親歷、親見、親聞”的“三親”史料，等等。

除了實地調研，隨著新媒體技術手段的不斷發展，不少代表、委員開始運用新媒體搜集社情民意。有人擔心，會不會因此而輕視了實地調研呢？卞晉平認為，在實地調研和運用新媒體了解情況二者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非此即彼的排斥關系。相反，兩種手段運用得好，完全可以收到一種互為補充、相互借鑒、相輔相成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