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衛生部副部長：醫藥分開好比是讓醫生“繳械”

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前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昨天在河南團開放團組會議后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覺得醫藥分開有一定問題，這不是行醫的一個普遍規律。”他還介紹當前傳染病防治仍存憂患，如果再來一場像SARS一樣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依然會是“遭遇戰”。

談醫改

醫藥的弊病是制度產生的

記者：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用“中國式辦法”解決好醫改這個世界性難題，您如何看？

王隴德：今年的總理報告提出一些關鍵問題，像探索創新社會辦醫機制，這個提了很多年，到底怎么推進，沒有政策，沒有機制，應該盡快探索。像發達國家大部分醫療機構是社會辦的，收支兩條線，和利益完全脫鉤。我們現在的很多弊病，所謂的拿回扣、收紅包等，已經是比較普遍的現象，那就說明肯定是政策、制度出了問題，要研究怎么解決，怎么確定新的辦醫體制，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還沒完全涉及。

記者：為什么要改辦醫體制？

王隴德：現在我們絕大部分是公立醫療機構，但所謂的公立醫療機構又不是真正的公立醫療機構，像香港公立醫療機構90%的資金是政府給的，而咱們90%的資金是自己掙的，這是個重大問題。

記者：您對鼓勵社會辦醫怎么看？

王隴德：一定要加強社會辦醫，否則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解決不了。國外一般70%-80%是社會辦醫，而在基層醫療機構特別是社區，像日本94%是社會辦醫，而國內總體上只有5%左右。要做好區域衛生規劃，創新社會辦醫機制，出優惠政策鼓勵社會辦醫。

記者：您怎么看目前試點的醫藥分開制度？

王隴德：我覺得醫藥分開有一定問題，這不是行醫的一個普遍規律。比如說急救病人、住院病人，醫藥能分開嗎？中國這個經營方式，你自己買回來的藥，醫生敢給你用嗎？國外是8小時藥師值班制度，藥都是有保證的。我把醫藥比作士兵和武器，藥是醫生的常規武器，把士兵和武器分開，還能打仗嗎？醫藥的弊病不是在一起經營產生的，是制度產生的，所以要研究產生弊病的機制到底是什么。

談醫生

多點執業符合行醫規律

記者：您覺得當前醫生收入合理嗎？

王隴德：醫生收入和付出非常不對等，做醫改就得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否則改不好。有人說能不能提高醫務人員工資，但社會很多方面會攀比，實施起來也比較難，但有一個提高醫務人員待遇的辦法，就是推行多點執業，醫生就是自由職業者，這是國際社會的普遍規律，我們現在剛剛起步。現在很多專家周末偷偷摸摸到哪兒去做手術，還怕單位知道，應當納入管理，對病人更安全，還可建立一個縱向的服務體系，培訓當地醫務人員，方便老百姓就近就醫。

記者：公立醫院收支兩條線有什么好處？

王隴德：醫院的收入全部上交財政后，政府可以把資金拿出來去補給弱勢群體，去支持農村，去支持公共衛生服務。世界銀行預測我們今后20年會增加2到3倍的慢性病人，將是不得了的狀況，但這些病是可以預防的，大部分人是可以不得的，發達國家慢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雙雙下降，我們還在快速往上升，這種狀況怎么去改變？醫療機構就必須做預防控制，政府就應當買單。

談疾控

傳染病預防沒多大改進

記者：您剛才提到醫療機構大部分的錢要自己掙，這會導致什么問題？

王隴德：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醫療機構該實施的公共衛生做得比較差。拿傳染病防治來講，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傳染病防治工作和傳染病防治法實施情況進行專題詢問，我們發現的情況是，如果再來一個像SARS一樣新的人傳人的疾病，我們照樣是那樣一種雜亂狀態，照樣會傳播開。

記者：為什么？

王隴德：因為醫療機構是最主要應對陣地，要發現病人，然后現場控制。我們去年做了考核，一個專家扮作鼠疫病人，從河北省張北鼠疫疫源地出發到北京，到8個醫療機構就診，沒有一個醫療機構發現。鼠疫比SARS要嚴重多了。我們檢查過程還問了門診大夫，鼠疫病人有哪幾個癥狀，哪幾個病理類型，應該怎么辦，許多大夫沒答上來，這樣一種傳染病防控狀態，你說下一步要怎么辦？

記者：要怎么辦？

王隴德：首先政府得重視，從政策上明確醫療機構的公共衛生職責到底是什么。無論公立還是私立醫療機構，公共衛生應由政府買單，可是買什么，現在沒有明確，所以政府保障不了。

像急性傳染病控制上，有三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患者的衛生知識素養，患者自己要知道什么癥狀得趕快就診，現在為什么H7N9患者病死率那么高，大部分是拖了，到醫院已經雙肺功能不行，再救就來不及了。第二個環節是醫療機構怎么加強敏感性，很快發現、確診現場控制，這非常重要。第三個環節就是盡快報告，對這個事件作出反應。

從SARS開始，我們加強了第三個環節，但是前兩個環節到現在為止沒有多大改進，這是非常危險的。

京華時報記者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