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貧困縣多次摘帽未果 官員稱貧困帽帶來實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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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戴帽子的戴帽子、該摘帽子的就摘帽子，不能讓貧困縣越扶越多。”全國人大農業(yè)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振偉在今年的兩會上表示，列入本屆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guī)劃的農村扶貧開發(fā)法，將對扶貧重點縣的確定和退出機制做出規(guī)定。

評定標準近30年變化不大

有些貧困縣發(fā)展水平反而高于非貧困縣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開始實施大規(guī)模的扶貧開發(fā)。此后， 1994年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2001年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fā)綱要(2001—2010年)》；2011年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fā)綱要(2011—2020年)》。

“現(xiàn)在我國扶貧工作的主戰(zhàn)場和扶持的主要對象是832個片區(qū)縣和重點縣。” 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王國良說，這832個縣經濟社會發(fā)展總體上仍處于全國最落后的序列。

雖然實施了幾輪扶貧規(guī)劃，但是貧困縣的評定標準并沒有發(fā)生太大變化，農民人均純收入、人均地方生產總值、人均財政收入等指標在貧困縣的評定中占據很大權重。有專家認為，這樣的評定標準對貧困發(fā)生率、貧困深度等衡量貧困程度的指標重視不夠。

另外，一些貧困縣認定和調整的透明度也不夠高，一些地方甚至數(shù)據造假。記者查閱發(fā)現(xiàn)，2011年的調整，有的省份程序上甚至沒有公示環(huán)節(jié)。

“有些貧困縣的發(fā)展水平反而高于非貧困縣。出現(xiàn)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是貧困縣在確定過程中受地方政府公關能力等因素影響較大；二是一些貧困縣在國家的扶持下取得長足發(fā)展但不及時退出。” 中國人民大學反貧困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貴坦言。

近1/3縣戴窮帽

每年可獲3000萬到5000萬元財政專項扶貧資金

王國良介紹，現(xiàn)在每個重點縣每年能獲得3000萬—5000萬元財政專項扶貧資金，還有一些專項轉移支付和專門的政策措施。

一位武陵山片區(qū)的貧困縣官員說：“這些年，國家對貧困縣的基礎設施、社會事業(yè)等傾斜投入越來越大，不少項目縣里還不用配套，貧困帽帶來的實惠越來越多。” 記者注意到，該縣要率先摘帽的新聞報道了好幾次，但時至今日，未見來真。

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也坦言，貧困帽含金量比較高，退出沒好處，“所以重點縣干部群眾不愿意退，也不敢退。”

目前全國幾乎3個縣就有一個戴著窮帽。“事實上還是有部分比較困難的縣沒納入，無法得到國家重點扶持。”華中師范大學減貧與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陸漢文表示，有些重點縣實際已經脫貧仍不愿摘帽，從而無法使有限的扶貧資源分配給沒進重點縣的窮縣。

貧困帽戴上不愿摘，除了帽子含金量高，劉永富認為，更重要的是政績觀和考核體系問題，過去扶貧工作基本沒有進入考核體系，就算扶貧工作做不好，扶持政策好處還可以保留。鑒于此，中央要求，對重點縣的考核要由主要考核地區(qū)生產總值向主要考核減貧成效轉變。不久前，中辦、國辦發(fā)布《關于創(chuàng)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fā)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把提高貧困人口生活水平和減少貧困人口數(shù)量作為重點縣主要考核指標。

陸漢文表示，這就意味著減貧摘帽將成為重點縣黨政領導的主要政績。“指揮棒這樣一調整，將為主動摘帽提供強大的內在動力。”

考核指揮棒的調整，為建立健全貧困縣退出的正向激勵機制開辟了道路。四川省南充市扶貧移民局局長冉中華告訴記者，該市近日給所轄4個重點縣列出摘帽時間表——2017年年底前，為鼓勵貧困縣盡早摘帽，該市明確在2020年前摘帽的還能享受不變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