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死亡醫生”的隱秘余生

隱居鬧市，皈依伊斯蘭教

艾瑞伯特·海姆確實“清白”過——戰爭結束不久，他就被美軍拘捕，但在法庭審理中，他在集中營的所作所為無據可考，入獄兩年半即告獲釋，之后定居于西德的溫泉度假勝地巴登-巴登，行醫為生。直到兒子6歲時，預感到風頭有變的他才拋下家業，獨自遠走高飛。

基于“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觀念，與以色列勢不兩立的阿拉伯世界，對前納粹軍人持包容態度。來到埃及的海姆，用“塔里克·侯賽因·法里德”的化名順利申請到了定居權。

隱居于開羅鬧市，身居通緝犯名單的他依然與姐姐赫塔·巴特等留在故鄉的親友聯系，只是很少和其他德國移民接觸。此時的他已經皈依伊斯蘭教，每天早晨都會穿過車水馬龍，去往著名的艾茲哈爾清真寺祈禱，然后到商業區的咖啡館小坐。

長期漂泊在外，艾瑞伯特·海姆不止一次地向姐姐抱怨“你來信少了”。雖然他已融入當地社會，但生活質量相比在德國時差了不少：埃及的基礎設施無比糟糕，三天兩頭停電，電話時常撥不出去，公交車擠得像沙丁魚罐頭。開羅市區的人口迅速膨脹至900萬人，每年還有20萬新移民涌入……“這是個讓人沒有歸屬感的城市”。他在信中反復提道。

1982年，海姆搬到開羅的卡斯尼爾-麥地那酒店長住，或許是為了彌補家庭人倫上的缺憾，他視酒店老板之子穆罕默德·多瑪如己出，教他德語、英語，給他買課外讀物，和他一起在樓頂打網球……多瑪的親生父親早逝后，兩人的“父子之情”更趨深厚。

多瑪親切地稱海姆“塔里克叔叔”。在他的認知中，義父之所以背井離鄉，孤身來到埃及，是因為“當地溫暖干燥的氣候有助于緩解困擾他多年的背痛”。長大成人后，多瑪進一步了解到，“塔里克叔叔”當過醫生，專門治療女性腫瘤患者，“懸壺濟世，聲名遠播”。只是，在被問及是否知道這個老人與納粹的關系時，如今年過四旬的多瑪總表現得茫然無措。

墓碑上留下大片空白

如此單調而平靜的生活又持續了十年之久，直到癌細胞侵入艾瑞伯特·海姆老朽的軀體。被確診患上直腸癌后，他依然堅持住在卡斯尼爾-麥地那酒店，每天都有一名護士上門為他更換結腸瘺袋。如果需要什么東西，他會敲敲墻壁，通知守候在隔壁的多瑪。

盡管飽受病痛折磨，與那些被送上法庭定罪甚至遭到處決的同僚相比，海姆的晚年稱得上“幸運”。生命中最后的時光里，惟一讓他放不下心的是親生兒子魯迪格。這年7月底，后者終于下定決心，第三次風塵仆仆地來到開羅，只看到父親“癱坐在輪椅上，形容枯槁”。

接下來幾天，父子二人在屋里觀看巴塞羅那奧運會的電視轉播。沒有比賽時，則收看關于波斯尼亞戰爭的報道。期間，海姆對兒子提到，“希望在那里（前南斯拉夫）發生的一切真相大白。”可每當談到自己的舊日時光，他便含糊其辭，“別再想沒影兒的事了。”

1992年8月9日晚，魯迪格陪父親看完了奧運會閉幕式，早早熄燈就寢。次日凌晨1點左右，他發覺父親的氣息逐漸微弱，任憑如何呼喚，艾瑞伯特·海姆再也沒有醒來。

魯迪格呆呆地盯著窗外，過了許久才想起通知旁人。數小時后，穆罕默德·多瑪從亞歷山大港趕到，同行的還有負責填寫死亡證明的埃及民政官員。

此前幾天，魯迪格已從多瑪口中獲知后者多年來對父親的幫助。為了不讓海姆曾為納粹服務的歷史暴露，進而使自己的異國兄弟受到滋擾，他決定將父親的秘密保守下去。

料理父親的后事時，魯迪格希望把遺體捐獻出去，多瑪以有違穆斯林傳統表示反對。最終，“塔里克叔叔”在一處再普通不過的公墓下葬，除了姓名與生卒年月，墓碑上一片空白。

對外界而言，艾瑞伯特·海姆的歸宿似乎成了永遠的問號，故事的尾聲卻峰回路轉：2009年，多瑪在酒店里發現了海姆生前的一只公文包，里面裝滿了經過整理的檔案及信函等材料，還有那篇講述國際社會對其追捕并予以缺席指控的雜志文章。隨后，文件被美國歷史學家獲得，世人方才知曉，這名逍遙法外的“死亡醫生”是如何在異國了卻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