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死亡醫生”的隱秘余生

新華網消息《青年參考》4月2日刊登題為《納粹“死亡醫生”的隱秘余生》的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死亡醫生”艾瑞伯特·海姆在二戰期間的反人類罪行早已為世人知曉。這名戰犯逃離故鄉后，在異國度過的漫長余生，又是如何被隱瞞半個世紀之久的？3月25日，在美國推出的新書《永遠的納粹》，解開了這一謎團。

艾瑞伯特·海姆是納粹德國“死亡醫生”群體中的一員。二戰期間，他供職于奧地利毛特豪森集中營，用囚犯進行大量非人道的人體試驗，因此在戰后遭到跨國通緝。直到2008年，以色列情報機關還曾遠赴南美尋找他的蹤跡，但和之前無數次一樣空手而歸。

他何以在各國“納粹獵手”面前瞞天過海？又經歷了怎樣的人生？3月25日，美國雙日出版社推出新書《永遠的納粹》，將圍繞艾瑞伯特·海姆的謎團逐一解開。

13年后的父子重逢

1975年歲末，19歲的西德大學生魯迪格踏上前往埃及的旅程，去拜會13年未曾謀面的親生父親。此前不久，魯迪格為學習意大利語，在佛羅倫薩定居。根據父親的指示，他先前往希臘，再從那里轉機去埃及。一路上，魯迪格莫名地緊張，總覺得自己被跟蹤了。

魯迪格沒有父親的確切地址和電話號碼。動身前，他先往埃及首都開羅寄了封平信，信件的目的地是一家并不存在的公司。他告訴收件人“格蕾特”，自己到達開羅后，將在每天中午11點至下午3點，去尼羅河希爾頓酒店外的露天咖啡吧與后者碰頭。

“格蕾特”便是艾瑞伯特·海姆。他從西德神秘消失后，不再允許親友使用他的真名，而是以《格林童話》中那個和哥哥漢塞爾在樹林中走失的小姑娘“格蕾特”指代。

雖然兒時的記憶已模糊，當一名穿條紋襯衫、手提公文包的老者現身酒店外，魯迪格還是一眼從人群中認出了對方，他倆太像了——一樣的魁梧身材，一樣的寬闊肩膀。

因擔心遭盯梢，父子二人沒有互相問候，更沒有久別重逢后的擁抱。

據魯迪格回憶，當時已年逾花甲的老海姆思維敏銳且十分健談，機關槍似地向兒子拋出了一連串問題，不僅打聽前妻的消息，還詢問他的姐姐和外甥女，他的朋友以及家族生意……還說想聽聽魯迪格今后的職業規劃。不過，魯迪格覺察到，父親并不喜歡自己的穿著打扮——魯迪格當時留著長發，視美國搖滾歌星鮑勃·迪倫為偶像。

帶著兒子領略過開羅的風土人情，老海姆不忘介紹自己在埃及的產業。混跡商場多年，他已是開羅卡納克酒店的股東之一，平日以酒店為家，足不出戶就能望見伊斯蘭社區邊上的阿塔巴廣場。他還在港市亞歷山大買了套公寓，并宣稱在阿加蜜海灘擁有私人領地。

老人對兒子大談對這些財產的未來規劃，說要帶魯迪格到埃及各地轉轉。然而，縈繞在年輕人心中的問題只有一個：父親為何在1962年突然不辭而別？一直有傳言說，他在戰爭期間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這是真的嗎？他本打算當面質詢父親，卻一次次欲言又止。

為反人類行徑自我辯護

回到意大利，魯迪格與父親保持著書信聯絡。和同年齡的那些叛逆青年不同，魯迪格幾乎無話不說，連自己如何手淫以及與女友“親密接觸”的情況都告訴了父親。缺失父愛多年，他似乎想通過這種方式予以彌補。與之相對，老海姆只有興趣傾聽，不肯講述太多。

四年后即1979年，這種古怪的單向溝通終于被第三方的聲音打破。當年2月，魯迪格從《明鏡》周刊讀到一篇文章，主題赫然是“揭開一位在逃納粹醫生的隱秘生活”。文章稱，柏林的一家房地公司向這名被通緝的戰犯提供經濟資助，一名法蘭克福的律師則為其提供法律援助，“正是有了這些，調查人員才對他無計可施。”

接下來的文字令魯迪格寒毛直豎：在毛特豪森集中營就職期間，這名醫生肆意摘取囚犯的器官，又把各種有毒物質注射進他們的心臟。某一天，一名18歲的猶太人因腳部發炎央求他治療，他卻將其麻醉后開膛剖肚，掏心挖肺，最后割下頭顱煮至皮肉脫落，再將完整的頭骨制成裝飾品。之所以這樣做，只是因為他“覺得這個猶太人的牙齒很漂亮”。

反復琢磨文章中的描述和模糊的配圖，魯迪格不安地意識到，這位“死亡醫生”與父親的形象，在自己的腦海中慢慢地重合了。思前想后，他決定再赴埃及，同父親當面對質。

父子倆再次見面，魯迪格單刀直入。老海姆也似乎早有準備，坦承自己確實參加過“武裝親衛隊”——納粹黨衛軍下屬的準軍事組織。他告訴兒子，“為了完成學業”，自己別無選擇，沒想到后來會被派到集中營。就《明鏡》披露的往事，他辯稱，一次，一個囚犯因疝氣需要手術，經檢查，他發現犯人患有癌癥，便在手術時切除了他的一段腸道。

“類似的事情口口相傳，最后就會扭曲變質。我知道有些人會驚呼，‘看啊，他把別人的腸子全掏出來了！’事實絕非如此。”艾瑞伯特·海姆言之鑿鑿。

至于魯迪格，從個人感情角度出發，他寧愿相信父親是清白的。然而，想到各國對納粹戰爭罪行的清算一日比一日嚴厲，他還是萌生了與之“保持距離”的想法。

隱居鬧市，皈依伊斯蘭教

艾瑞伯特·海姆確實“清白”過——戰爭結束不久，他就被美軍拘捕，但在法庭審理中，他在集中營的所作所為無據可考，入獄兩年半即告獲釋，之后定居于西德的溫泉度假勝地巴登-巴登，行醫為生。直到兒子6歲時，預感到風頭有變的他才拋下家業，獨自遠走高飛。

基于“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觀念，與以色列勢不兩立的阿拉伯世界，對前納粹軍人持包容態度。來到埃及的海姆，用“塔里克·侯賽因·法里德”的化名順利申請到了定居權。

隱居于開羅鬧市，身居通緝犯名單的他依然與姐姐赫塔·巴特等留在故鄉的親友聯系，只是很少和其他德國移民接觸。此時的他已經皈依伊斯蘭教，每天早晨都會穿過車水馬龍，去往著名的艾茲哈爾清真寺祈禱，然后到商業區的咖啡館小坐。

長期漂泊在外，艾瑞伯特·海姆不止一次地向姐姐抱怨“你來信少了”。雖然他已融入當地社會，但生活質量相比在德國時差了不少：埃及的基礎設施無比糟糕，三天兩頭停電，電話時常撥不出去，公交車擠得像沙丁魚罐頭。開羅市區的人口迅速膨脹至900萬人，每年還有20萬新移民涌入……“這是個讓人沒有歸屬感的城市”。他在信中反復提道。

1982年，海姆搬到開羅的卡斯尼爾-麥地那酒店長住，或許是為了彌補家庭人倫上的缺憾，他視酒店老板之子穆罕默德·多瑪如己出，教他德語、英語，給他買課外讀物，和他一起在樓頂打網球……多瑪的親生父親早逝后，兩人的“父子之情”更趨深厚。

多瑪親切地稱海姆“塔里克叔叔”。在他的認知中，義父之所以背井離鄉，孤身來到埃及，是因為“當地溫暖干燥的氣候有助于緩解困擾他多年的背痛”。長大成人后，多瑪進一步了解到，“塔里克叔叔”當過醫生，專門治療女性腫瘤患者，“懸壺濟世，聲名遠播”。只是，在被問及是否知道這個老人與納粹的關系時，如今年過四旬的多瑪總表現得茫然無措。

墓碑上留下大片空白

如此單調而平靜的生活又持續了十年之久，直到癌細胞侵入艾瑞伯特·海姆老朽的軀體。被確診患上直腸癌后，他依然堅持住在卡斯尼爾-麥地那酒店，每天都有一名護士上門為他更換結腸瘺袋。如果需要什么東西，他會敲敲墻壁，通知守候在隔壁的多瑪。

盡管飽受病痛折磨，與那些被送上法庭定罪甚至遭到處決的同僚相比，海姆的晚年稱得上“幸運”。生命中最后的時光里，惟一讓他放不下心的是親生兒子魯迪格。這年7月底，后者終于下定決心，第三次風塵仆仆地來到開羅，只看到父親“癱坐在輪椅上，形容枯槁”。

接下來幾天，父子二人在屋里觀看巴塞羅那奧運會的電視轉播。沒有比賽時，則收看關于波斯尼亞戰爭的報道。期間，海姆對兒子提到，“希望在那里（前南斯拉夫）發生的一切真相大白。”可每當談到自己的舊日時光，他便含糊其辭，“別再想沒影兒的事了。”

1992年8月9日晚，魯迪格陪父親看完了奧運會閉幕式，早早熄燈就寢。次日凌晨1點左右，他發覺父親的氣息逐漸微弱，任憑如何呼喚，艾瑞伯特·海姆再也沒有醒來。

魯迪格呆呆地盯著窗外，過了許久才想起通知旁人。數小時后，穆罕默德·多瑪從亞歷山大港趕到，同行的還有負責填寫死亡證明的埃及民政官員。

此前幾天，魯迪格已從多瑪口中獲知后者多年來對父親的幫助。為了不讓海姆曾為納粹服務的歷史暴露，進而使自己的異國兄弟受到滋擾，他決定將父親的秘密保守下去。

料理父親的后事時，魯迪格希望把遺體捐獻出去，多瑪以有違穆斯林傳統表示反對。最終，“塔里克叔叔”在一處再普通不過的公墓下葬，除了姓名與生卒年月，墓碑上一片空白。

對外界而言，艾瑞伯特·海姆的歸宿似乎成了永遠的問號，故事的尾聲卻峰回路轉：2009年，多瑪在酒店里發現了海姆生前的一只公文包，里面裝滿了經過整理的檔案及信函等材料，還有那篇講述國際社會對其追捕并予以缺席指控的雜志文章。隨后，文件被美國歷史學家獲得，世人方才知曉，這名逍遙法外的“死亡醫生”是如何在異國了卻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