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收入懸殊:隱性福利遭清理 灰色收入因人而異

　　忙閑不均、收入懸殊：公務員絕非僅僅漲工資

編者按漲還是不漲？圍繞公務員漲工資問題，近來社會上掀起一波接一波的討論乃至爭論。不斷有公務員把工資條曬到網上，什么職務工資數百、級別工資數百、各種津貼補貼數十至數百不等，合起來少的一兩千元，大城市里多的五六千元，看起來確實算不上耀眼，特別是那些高學歷的公務員，與他們進入大企業的同學相比心理很難平衡。

然而這些公務員的叫屈、叫窮往往很難得到其他社會群體的理解。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何香久建議提高公務員工資，結果被無數網友指責，正是反映了這樣一種社會情緒。人們認為，公務員就算明面工資不太高，但灰色收入不少，還可以享受各種福利，工作穩定有保障，為何還不知足？

這種印象當然不是沒來由的。不管是被揭露的大小腐敗分子，還是我們日常遭遇的吃拿卡要，都在無形中描繪著人們對公務員收入的想象。隨著中央八項規定深入實施，反腐敗重拳出擊，政府簡政放權、轉變職能全力推進，不少公務員灰色收入被規范、隱性福利被取消也是事實。

當然，灰色收入與優厚福利并不是每個公務員都能享有。總體上，公務員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群體，拋開那些大權在手的官員不說，即使同為基層公務員、普通公務員，其間的差別也很大，不能一概而論。

為此，半月談派遣記者奔赴中西部多地采訪，力圖為讀者呈現基層公務員群體原生態工作生活狀況——他們的工資待遇如何？隱性收入多少？工作狀態和心態怎樣？以及他們的改革愿景和訴求。工資怎么調，改革有學問。期望大家通過這組文章可以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務員這個群體，更理性地看待“公務員工資”問題和相關改革。

工資待遇沒有想象那么好

社會上說起公務員，總是投來羨慕的目光，認為是“鐵飯碗”“金飯碗”，不過不少吃上這碗飯的人對此并不認同，尤其是基層公務員、普通公務員，不斷在網上叫苦叫窮。實情究竟如何？半月談記者在中西部多地就公務員工資待遇、隱性福利、灰色收入等進行了調查。

“如果年輕10歲，我絕對辭職”

丁波是青海省西寧市城中區城管局管理科科長，說是科長，實際只是個科員，因為城管局是科級單位，只有局長才是正科級干部。

今年39歲的丁波1998年從部隊復轉到城管局，3年的辦事員，然后是14年的科員，月工資最開始400元，一年前，剛剛漲到3200元。

丁波的妻子收入不高，有一個女兒才兩歲半。“之所以這么晚要孩子，就是因為家里經濟條件差。”丁波說，現在又陷入兩難，養了孩子養不了老人，一年到頭不吃不喝4萬元，一個娃就花掉一半。

丁波說自己的女兒從來沒吃過奶粉，三四百元一桶的奶粉，對他們來說實在是高不可攀。父母都70多歲的老人了，微薄的退休金自己舍不得花，都補貼在了兒孫身上。

丁波還是個無房戶。“這輩子怕是沒指望了。”現在一家三口和父母一起擠在80平方米的房子里。丁波兄弟姐妹6人，自己是最小的。哥哥姐姐下崗后全部自謀職業，只有丁波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現在，哥哥姐姐都有車有房了，只有他這個公務員無車無房，心里不只是羨慕。“女兒一天天在長大，生活壓力太大了，如果年輕10歲，我絕對辭職。”丁波說。

采訪中記者了解到，類似丁波這樣的收入水平，對不少基層公務員來說已不算少。

河南省某縣委宣傳部一位科級干部王磊(化名)說：“我1990年參加工作，到現在25年了，每個月所有收入加起來不到2200元，我愛人也是公務員，在鄉鎮工作，她的收入比我還低，只有2000元，這還是加上了每個月兩三百元補助的數。”

“我孩子上高中，很快上大學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加上雙方都還有父母需要贍養，我們每個月的收入只能解決家庭基本開支，一點結余都沒有，想要大方一點，就得負債。”王磊說。

重慶渝西地區一位鄉鎮領導朱開明(化名)也告訴記者，自己所在的鎮上，一般科員平均月收入不到2000元。不少剛參加工作才兩三年的公務員，就已經受不了鄉鎮工作辛苦、收入低，紛紛想辦法調回縣城工作。

“對比在發達地區工作的同學，差距非常大”

朱開明說，公務員群體很復雜，收入差異也很大。“目前，年輕公務員收入相對偏低，而且越是基層、越是邊遠地區的公務員，收入就越低。”

楊敬(化名)是西部某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的鄉鎮工作人員，他告訴記者，鄉鎮工作十分繁雜，經常要到邊遠的山區村屯去，乘車加步行有時要三四個小時。有公車的時候還好，許多時候沒有公車，需要自己騎摩托車去，不但辛苦，而且還要自己負擔油費。

“我工作12年了，還是一個科員，每月工資2000多元，前幾年貸款在縣城買了房子，每月房貸是1300元，生活壓力很大。楊敬說。

記者了解到，鄉鎮公務員雖然在基層工作，和農民打交道，但是他們中許多人往往都選擇在縣城買房、安家，調動工作回縣城是許多鄉鎮公務員內心深處的“希冀”。

“同樣的工資待遇，誰不想在縣城工作，反正我們這里有本事的都調走了。留下的人，也有不少不安心待在基層。”楊敬說。

蔣和平與楊敬差不多，也是在邊遠地區——中越邊境的廣西靖西縣工作，現任縣委宣傳部科員，每月收入是2000元多一點，這已是今年廣西調整靖西縣干部津補貼后才達到的水平，此前只有1600元左右。

“除去400元房租，僅夠基本的生活開銷，存不下什么錢。同樣是做公務員，對比在發達地區工作的同學，差距非常大。”蔣和平說。

據了解，目前我國公務員工資由職務工資、級別工資、津貼和獎金等構成。其中，前兩項實行全國統一標準，由中央和地方財政支付，已于2006年開始執行，后兩項則主要由地方財政支付，目前尚未規范執行到位。

西部一位縣級干部告訴記者，我國地域差異巨大，公務員待遇也因此不同，比如說省一級的公務員，其工資待遇由省一級財政負責，十分有保障，市縣一級的公務員，其收入要受到當地財政實力的制約，財政大市和財政小市之間差別不小。

隱性福利正遭清理 灰色收入因人而異

在重慶市某部門工作的公務員劉華(化名)看來，前些年，進入公務員系統，能夠享受的一項較好福利就是分房。劉華于上世紀80年代末參加工作，先后在區縣和市級部門任職，期間先后獲得兩套福利房，目前折合市場價已經超過130萬元。

劉華說，我現在每月能夠拿到手的收入，一般在5500元左右，和同年齡段有類似資歷的人比較，許多都比我高出不少。但福利房確實是我享受到的較大財富，這也是以前不少公務員的“奔頭”之一。

“收入少點沒關系，只要能分到一套房，就能少奮斗10年。”劉華告訴記者，如今隨著公務員住房制度改革不斷深化，新進公務員幾乎都不可能再享受分房這樣的福利待遇了。

不僅分房等大福利漸行漸遠，而且隨著中央八項規定的實施、反腐敗的推進，許多逢年過節的小福利也正在被清理。

小劉是西部某市委機關的一名科員，說起中央各項禁令對公務員的影響，他坦承確實很大，隱性福利像海綿中的水一樣被擰干了，工資不高的他感受明顯。

小劉給記者算了一筆賬：過去，年底有一筆績效獎，大概四五千元，遇到國慶、中秋、元旦等節日一般發1000元，平常還可以報銷一些電話費、打的費，現在這些福利都沒有了，保守估計年收入減少一萬元左右。

“公務員的工資并不高，我每月的工資不到3000元，這些福利突然沒有了，對生活肯定有影響啊。”小劉說。

不少公務員告訴記者，現在，一些不正規的津貼、補貼、獎金等發放亂象確實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但在個別政府機構或者政府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中，也還是存在著類似項目費、管理費這樣公職人員除正常工資之外的收入。

此外，對于灰色收入，接受采訪的公務員表示，這肯定是部分公務員的重要收入來源，尤其對于黨政領導干部而言，他們手中有權，在現在監督還不夠健全的情況下，只要他們愿意，相關的灰色收入就可能隨之而來。

“有的政府部門干部手中掌握公共資源的分配權或行政審批權，利益相關方多多少少要送點土特產、小紅包‘意思’一下。”一位基層公務員說，但對于大多數公務員來說，這種收入極少或者根本沒有。(記者呂雪莉 李松 王軍偉 李亞楠)

忙的忙死 閑的閑死

“一杯水，一支煙，一張報紙看半天。”對于有些公務員來說，這確實是他們工作的寫照，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享有這份清閑，大多數公務員同樣面臨繁重的工作任務和巨大的工作壓力。

一位鎮長的一周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忙”是鄉鎮工作的一大特征。在半月談記者的一再請求下，廣西南丹縣吾隘鎮鎮長莫榮林向記者講述了他一周的工作：

周一(3月24日)，上午9點，召集全鎮干部開例會，鎮上每位干部都負責聯系一個村，班子成員聯系2個村，在會上每個干部要匯報上周干了什么工作，還有哪些問題需要解決，這一周做什么。鄉鎮的工作很瑣碎，這樣一上午基本就過去了。

下午，我去納定村看農村垃圾焚燒爐建設情況，按照自治區的要求，我們正在開展“美麗廣西·清潔鄉村”活動，需要建設垃圾焚燒爐。同時，我在這個村又了解了一下核桃種植的情況，核桃種植是市里大力推廣的一個扶貧產業，每個鄉鎮都有種植任務。

周二，自治區扶貧辦的工作人員去庭生屯調研，我陪同，庭生屯十分偏遠，至今不通公路。從鎮里出發，我們先坐了一個小時的汽車，然后又徒步走了大概1個小時，中午就在屯里吃飯。下午，繼續在屯里考察，并且和村干部一起開會討論下一步的扶貧方案。

周三，上午，在辦公室接待群眾來訪，主要是垃圾焚燒爐建設問題。下午，到同龔村調研，了解村里的綜合工作，這個村已經爭取到自治區400萬元的資金，進行新農村示范村建設。

周四，上午，在鎮里接待群眾來訪，群眾反映的問題主要是山林糾紛，沒有調解成功，還要找時間，再開一次會進行調解。下午，到縣里參加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會議。

周五，上午，自治區住建廳的工作人員到同龔村考察新農村示范點建設工作，我陪同考察，中午就在村里吃飯。下午，送走考察人員后，又去古蘭村、德竹村了解核桃種植情況。

“過去常說，計生、安全生產、維穩是壓在鄉鎮干部身上的3條高壓線，現在每樣工作都是高壓線，哪樣工作做不好，上級部門都要問責，心理壓力特別大。”莫榮林說。

“早些年，確實挺清閑”

除了莫榮林這樣的黨政一把手，其他公務員也有不少很忙的。

史華卉是西寧市城中區南灘辦事處社會發展科科長，快有30年的工齡了。她說：“早些年，剛參加工作時，確實挺清閑，中午還能休息一下。這些年經常就像大考小考似的，說話都變得風風火火了。”

史華卉說，社會發展科對應著再就業、計劃生育、文體旅游、衛生、教育、婦聯等大大小小238項工作，全科9個人，正式人員4人，其他都是臨時工作人員。

“很多時候，一個月最多休息一天，特別是每年從10月開始直到來年1月，要接待各種檢查。”史華卉說，辦事處有大小兩個會議室，一個星期少說也要用上10次，接待多的時候，各科室的人都上，還忙不過來。

在重慶市某街道工作的張能(化名)表示，基層經常是“一人多崗”，單位宣傳、信息報送、公文傳遞、社區事務，甚至辦公室節能、節水這樣的工作都是一個人兼著干。

“日常工作之外，區里每年夏天森林防火的任務也很重，我們這些機關公務員都要參加民兵訓練，進行防火演習，有時還要被派到山上巡山、守夜，火災發生時，還要參與撲火，各種各樣的任務、責任都有。”張能說。

“很多人認為，公務員沒事干，在機關一杯水，一支煙，一張報紙看半天，我承認有這種現象，但是大部分基層公務員工作很繁雜。”河南省某縣委宣傳部一位科級干部王磊(化名)不無激動地表示，那種對公務員工作清閑的看法是片面的。

王磊說，他所在的部門就他一個人，既要寫材料、報材料，又要應對媒體、處理輿情。“我在宣傳部門工作十幾年，雖說不是每個周末都有事，但很多節假日、星期天都在工作，有時候，越是星期天，越是節假日，事情就越多。”

“有的人忙得喘不過氣，有的人卻在喝茶看報”

當然，公務員隊伍里面確實有一部分人很閑。在青海省直機關工作的張豐(化名)向記者介紹的情況很有典型性。

張豐說，他所在的部門一共10個人，基本可以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能力較強、工作很忙的人。“這部分人一般都是大學畢業之后，通過正式考試進來的，他們通常比較能干，對自己要求較高，也希望通過努力工作得到領導的認可和提拔的機會。”

第二類是熱情很高但工作能力有限的人。“這部分人的年齡一般在中年或更大一些，他們當初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公務員隊伍，很珍惜這份工作，所以在表現上還是很積極主動，但能力有限，領導并不會常給他們派活，總體比較清閑。”張豐說。

第三類是基本不干活、時常不上班的閑人。“這部分人通常是上級領導的親屬，得罪不起。他們上班有一搭沒一搭，單位領導拿他們也沒有辦法。”張豐說。

張豐說到的這個現象在不少地方挺普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一些比較忙的部門只好借調下級部門、事業單位員工，或者雇請臨時工解決人手不足問題。

記者在重慶某地一個政府機構采訪時，就發現這家單位有公務員、事業編制人員和編外聘用人員50多人。單位內部，部分公務員經常無事可做，不少編外人員成為做事的主力軍。“有的人忙得喘不過氣，有的人卻在喝茶看報。”有編外人員抱怨說。

王磊表示，不僅部門內部人員有忙閑不均之分，部門與部門之間也忙閑不等。“有的部門忙、有的部門閑，這很正常。但是，閑的部門就應該人少一點，確實沒事干的，就應該撤掉，現在往往是哪些部門清閑，人還越來越多。”(記者王軍偉 李亞楠 李松 呂雪莉)

來自基層的“成長焦慮”

作為公務員，總是希望成長和晉升。可如果你是基層公務員，你的成長空間將非常有限。“在鄉鎮，頂多到科級；在縣里，能干到副縣的少之又少。”一位基層公務員無奈地說。尤其在現行制度下，公務員工資待遇與行政級別掛鉤，基層的“成長焦慮”可想而知。

“如果不離開基層，就很難再晉升”

老徐是西寧市城中區城管局督查科工作人員，今年54歲，1981年從部隊復轉到現單位，當時還叫“三整頓辦公室”，一晃就是33年。

“干了一輩子，到快退休了終于拿到了主任科員(非領導職務)，這已經像抓到‘天牌’，非常幸運，好似天上掉餡餅砸到我頭上了。”老徐說，比起單位里不少人，他感到十分知足。

丁波是老徐的同事，今年39歲，任西寧市城中區城管局管理科科長。說是科長，實際只是個科員。“最大的問題是看不到晉升的前景，局長才是正科級。我到退休能拿到副主任科員就謝天謝地啦！”丁波說。

其實，類似丁波這樣的基層公務員并不一定是想“當官”，他們只是想增加一些收入。不過基層的現實讓他們的理想十分逼仄。

河南省平頂山市寶豐縣鬧店人民法庭庭長朱正栩也為此苦惱。“在河南，很多縣城的基層法院法官，全部工資、津貼等加起來還不到2000元，與律師等職業收入相比過于懸殊。”朱正栩說。

據了解，2011年中組部與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發布的《法官職務序列設置暫行規定》明確，基層法院法官從擔任助理審判員可以任五級法官開始，如果沒有出現違反規定的情形，7年時間可以升至一級法官(其上還有多級高級法官和大法官)。

朱正栩說：“按照這個規定，除了院長1人是高級法官外，基層法院法官最高就只可以晉升至一級法官，這就是說這些法官在退休前，如果不離開基層，就很難再晉升。”

“拿我本人來說，我今年39歲，已經成為一級法官6年了，從我成為一級法官到我退休還有22年之久，已經沒有晉升空間了，同齡的男同志這個時間更長一些。”朱正栩說。

朱正栩表示，這造成基層法院法官崗位對優秀法律人才沒有吸引力，招錄進來也是一有機會就離開。“我所在的鬧店法庭，包括我在內，現有2名法官，2名書記員，以前還曾經有近兩年時間，只有我1個人帶著1名書記員在工作。”朱正栩說。

年輕人難以安心工作，考試族居多

位于青海省湟源縣城西南6公里處的和平鄉，是去往青海湖的必經之地。四周灰白相間的二層小樓圍成一個四合院，鄉黨委、政府、司法、計生、林業站等全在里面。北側一排平房里有食堂兼水房。

29歲的鄉政府黨政秘書張金琳聽到停水的消息，喃喃自語：“午飯又得出去吃了。”

她說的“出去吃”其實是指到路口國道兩旁的飯館里吃。她盤算著這月的伙食費又超了。食堂雖然不怎么好吃，但是便宜，午飯3至5元就可以打發，但要出去吃，一碗面片就10元以上，天天吃肯定吃不消。

張金琳是2007年畢業的大學生，就業幾經周折，當過兩年村官，后來考上公務員，2011年10月分配到和平鄉。

張金琳說，平時工作又多又繁雜，啥都要干，鄉上老同志多，都不懂電腦，不管啥文件材料都要寫，動不動就得加班。加班費啥都沒有，有時候去縣上還得自己掏腰包搭班車。

“曾有調走的想法，但說說容易，哪有門路？”張金琳說，擔心自己就這樣在鄉里干一輩子，最后頂多是個主任科員，還不一定能拿上。

她的擔心并非多余，鄉政府民政干事賈玉剛今年都52歲了，34年的工齡，現在才是個副主任科員。老賈無奈的訴說和嘆息讓她歷歷在目。

張金琳坦率地說，自己現在業余時間就在抓緊復習，準備遴選的考試，考上就能離開這里了。記者了解到，類似張金琳這樣的年輕人和平鄉有5個，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想走的。

“想當官還得從上面到下面當”

河南省某縣委宣傳部一位科級干部王磊(化名)直率地說：“想當官還得從上面到下面當。”

“如果你是省直機關的干部，到下面掛職，會站在高起點、高平臺上，你就是跳躍式發展。如果你是基層干部，從一般公務員干到科級干部基本上就終止了，干到縣級，一個縣就那么幾個，算得上鳳毛麟角了。”王磊說。

由于晉升的空間有限，不少公務員入職沒幾年就產生了“倦怠感”，覺得沒有什么指望，沒有什么追求，工作的熱情也漸漸被消磨。

“現在公務員按行政級別形成明顯的‘金字塔’結構，越往上走，人數越少。即便在一個幾百人的市級部門中，正處級干部也就那么10多個，廳局級干部更是屈指可數，很多人就是‘擠破頭’也擠不上去。”重慶一市級機關公務員張霄(化名)說。

張霄表示，行政級別在很大程度上又決定了一個人的收入待遇、社會地位和發展前途。不少機關公務員，尤其是鄉鎮公務員晉升渠道很有限，工作沒幾年就覺得碰到了職業發展的“天花板”，如果沒有正確、良好的心態，就很可能對工作造成消極影響。

王磊說，我現在從思想狀態到工作狀態，都感覺非常尷尬，“看到很多人靠著關系、金錢，投機取巧，不干工作少干工作，反而能夠迅速升遷，這對在基層埋頭苦干的‘老黃牛’們真是很大的打擊”。

“說真心話，我們對目前的改革也好、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也好、官場作風的整治也好，都抱有很大的期待。”王磊說，一方面是希望腐敗分子越來越少，不正之風越來越少，另一方面是希望通過公務員制度改革，讓基層公務員受苦受累不失望。(記者李亞楠 呂雪莉 李松 王軍偉)

公務員制度改革：絕非簡單漲工資

“公務員工資應該上漲，目前中央已責成有關部門調研。”全國兩會期間，國家公務員局黨組書記兼副局長楊士秋對公務員工資問題表明了態度。半月談記者在調研中也發現，大多數兢兢業業的基層公務員、普通公務員收入確實較低，不過也有部分公務員，與他們的付出相比，拿現在的工資都嫌多了。這說明，公務員漲工資絕不是簡單的多發幾個錢，而是要通過改革，讓公務員隊伍更加精干、高效、廉潔，更多地得到民眾的認可。

拓展基層發展空間

基層公務員處在第一線，與民眾直接打交道，黨和政府的形象較大程度上由他們所代表和塑造。他們往往工作繁雜，條件艱苦，但由于其行政級別很低，晉升空間狹窄，收入待遇在整個公務員隊伍中屬于底層，極不公平。

采訪中，基層公務員強烈呼吁解決他們的上升通道問題。目前，一些地方已采取了相應舉措，如青海省近年來推行的遴選制度。

青海省委組織部公務員處負責人介紹，所謂遴選制度，主要就是黨政領導機關從基層遴選公務員制度，目的是建立科學合理，規范有序的“從下往上選人”的培養選拔鏈。

應該說，這項制度打開了基層公務員的“向上通道”，讓長期在基層工作的公務員有了盼頭，看到了希望，受到很多基層公務員尤其是年輕公務員的歡迎。但隨之而來，也出現了“考錄族”等基層隊伍不穩定問題。

如何把公務員穩定在基層？許多縣鄉公務員建議，必須進行公務員職級制度改革，打破行政級別與工資待遇掛鉤的現狀，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楊士秋表示：“基層公務員非常辛苦，他們處在第一線，同時由于職級層次決定其收入也比較低，不解決這些問題，基層士氣必然受到影響。目前國家正在進行公務員職務職級并行的試點，試點成熟后可能會全面推開。”

向貧困艱苦地區傾斜

記者采訪了解到，不同地區公務員收入差異巨大，往往越是貧困地區、艱苦地區收入越低。這是這些地區留不住人才的重要原因，包括一些參照公務員工資的教師、醫生等也紛紛流出，使地區發展陷入人才匱乏的惡性循環。

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公務員工資由基礎工資和津補貼構成，基礎工資部分由國家層面制定，標準不高，津補貼部分由各地政府根據地方財政承受力等因素制定。

津補貼的高與低，是影響公務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貧困地區，政府想在規定的許可內發放津補貼都有心無力；富裕地區，政府則可能想著辦法、變換名目發放津補貼。

“‘通訊費’‘電話費’‘生活補貼’‘崗位津貼’等名稱各異、花樣繁多的津貼補貼這一兩年在一些富裕地區層出不窮。”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楊河清說，這客觀上拉大了與艱苦地區、邊遠地區公務員的收入差距，很不公平。

廣西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羅國安說，對于財力薄弱地區、貧困邊遠地區，國家應建立相應的津補貼增長機制，同時規范各地自行發放的津貼補貼，逐步縮小地區間公務員收入差距，鼓勵公務員扎根艱苦地區作貢獻。

規范灰色收入，實行獎勤罰懶

由于部分公務員確實存在灰色收入，社會一直對公務員漲工資很抵觸。“先有財政透明、財產公示，然后才能進行公務員收入制度改革。”有專家這樣表示。

不少公務員對此也表示贊同，他們覺得有灰色收入的是少部分人，但卻誤導了社會對整個公務員群體收入的認知。“比如那些不合理的‘三公’消費，實際上只是一小部分人享受了。”河南省某縣委宣傳部一位科級干部王磊(化名)說。

王磊認為，一方面應該對公務員尤其是領導干部的收入、財產進行公開，加強監督，規范他們的職務消費和灰色收入；另一方面，提高公務員的工資，讓他們可以過比較有尊嚴的生活，不愿意再冒風險去貪污，這樣才能形成良性循環。

楊士秋表示，部分公務員存在灰色收入，但不能把該現象與整個公務員隊伍，特別是基層公務員隊伍收入低混談。灰色收入應通過一系列措施解決，公務員收入低的問題也要解決。

與此同時，還應建立獎勤罰懶的機制。有公務員告訴記者，許多政府機關存在忙閑不均現象，不少人的收入與付出不對等。“有的人即便辛苦工作一年，被單位評為先進，也就是年終時多發幾百元獎金。”

基層呼吁，應建立完善的績效評價體系和合理的職級晉升制度，使埋頭苦干的“老黃牛”不吃虧，敷衍工作的人受懲罰。

暢通流動渠道，提升工作能力

在我國，公務員實行國家財政養老政策，工作期間的薪水和退休以后的退休金，都由財政負擔。而企業和個體經濟組織實行的是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需按規定繳納社會養老保險，員工在退休后方可領取養老金。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認為，這一養老政策上的“雙軌制”對公務員也不全是好處，某種程度上對公務員的正常流動形成了禁錮，因為公務員一旦離開機關單位，其個人的社會養老保險將為“零”，相當于“凈身出戶”，造成部分公務員不敢流向市場、流向企業。

夏學鑾認為，長期以來，離開公務員隊伍的人仍是少數，實際上總有部分人并不適合公務員工作，應加快公務員養老、醫療等制度與社會并軌的步伐，為公務員的流動創造順暢渠道。

另外，不少公務員還反映，隨著中央八項規定的落實，政府簡政放權、轉變職能的推進，民眾對他們的工作能力、服務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們渴望得到更多提高自身綜合素質和工作能力的機會。

廣西一位基層公務員表示：“相對省直和市直部門的公務員來說，縣鄉干部得到的培訓機會比較少，感到本領缺乏，建議公務員培訓向基層傾斜、向廣大縣鄉干部傾斜。”(記者李亞楠 王軍偉 呂雪莉 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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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分類改革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深化公務員分類改革”的目標，即推行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職級與待遇掛鉤制度，加快建立專業技術類、行政執法類公務員和聘任人員管理制度。

深圳市是進行公務員分類改革較早的城市，其做法可供參考。深圳將公務員分為綜合管理類、行政執法類和專業技術類三個類別。為行政執法類和專業技術類公務員建立與行政級別脫鉤的相對獨立的職務序列，拓寬其職業發展空間；實行薪級工資制度，基層公務員的薪酬增長與其年功積累和工作業績相結合；建立涵蓋招考、晉升、考核、培訓等環節的分類管理制度體系，推進公務員專業化建設；借鑒香港公務員管理經驗，在加大相同和相似性質職位間的交流力度的同時適度限制跨職類交流，進一步明晰各類人員的職業發展方向和路徑；結合職位分類擴大公務員聘任制適用范圍，制度性地解決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