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將:烏克蘭危機或給中國帶來戰略寬松期

冷戰后歐洲

最嚴重的政治危機

烏克蘭危機是冷戰后歐洲發生的最為嚴重的政治危機，是西方與俄羅斯擠壓反擠壓、西化反西化的新一輪較量，是外部勢力直接操縱的一場“民主動亂”，是西方大國新干涉主義的又一次拙劣表演。有以下幾個特征：

首先它是西方大國操縱的。獨立廣場的事件不是西方操縱的嗎？麥凱恩、阿什頓到獨立廣場干什么去了？那些講話的煽動性還不夠赤裸裸嗎？大家聽過鈕蘭的錄音講話嗎，她要干什么？武裝分子的槍支彈藥從哪兒來的，他們同時向兩方射擊是誰策劃的？無數事實證明了外部勢力的黑手已經深深地插入。

再一個特征是以親西方民主派為主力的，這一點不存在爭議。當然，還有一些極端勢力，“西區”、自由黨，他們與親西方民主派屬于同一陣營。“西區”有不少武裝起來的納粹后裔，行為十分極端。政權更迭后，自由黨的第一個提案就是要求取消俄語的官方地位。

第三個特征是以反獨裁專制、要民主人權為訴求，他們打出的旗幟、喊出的口號就是這樣的。

第四個特征是以所謂的西方民主方式進行的。游行示威、街頭運動、沖擊機關、破壞設施，這就是他們崇尚的西方民主。西方宣揚這是真正的民主，是合法的，可是這種民主如果用到歐美國家行不行？法國曾經鎮壓過，英國也鎮壓過，都毫不含糊。任何正常的政府都不可能容忍沖擊國家機關，使政府長時間陷入癱瘓。講民主也要講法治，不然就是無政府主義。

還有一個特征，那就是以建立親西方政權為目的。在此問題上，獨立廣場上的鬧事群體公開舉旗，是不加掩飾的，西方國家也是如此鼓動的。

烏克蘭危機雖然發生在中東歐地區，但是，這絕不是一個地區性事件，而是具有全球影響的重大事件。

烏克蘭危機將除中國以外的世界主要大國悉數卷入，而且觸及到國際法基本準則等國際秩序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因此對大國關系的影響非常深刻。

或給中國帶來

又一個“戰略寬松期”

烏克蘭危機讓歐洲重新成為大國對峙的前沿。華約解散、蘇聯解體之后，歐洲地區由美蘇對抗走向了和平共處。近幾年，隨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對抗前沿似乎在向亞太轉移。可是，此次危機再次將歐洲變成為俄西對抗的前沿。

可以認為，烏克蘭危機已成為冷戰后東西方關系的分水嶺，俄羅斯和美國互為戰略對手的局面進一步固化，雙方由戰略容忍轉向戰略對抗。盡管他們之間有可能達成某種戰術性妥協，但是戰略僵持可能長時間持續。

歐洲重新成為俄西對峙的前沿，意味著美國將不得不加強其在歐洲的軍事政治存在。

歐洲也在呼喚美國回返，“你得盡你的盟主義務”。美國原來準備把主要軍事力量轉向亞太，他搞“亞太再平衡”首要一條就是拉幫結伙，搞軍事同盟，軍事優先、加強軍事部署。現在看來，不可能不受到歐洲事態發展的牽制。

美國人擔心亞太地區的盟友和準盟友對其失去信心，馬上表態講，其重返亞太戰略絕對不會動搖。但是，包括國外的一些分析家都認為，美國難以兩端兼顧，轉向亞太有可能成為“爛尾工程”。

在此情況下，北約野心勃勃的全球干預戰略也不得不向歐洲收縮，其介入中亞、東亞事務的能力和意志都會有所下降。也就是說，美國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的能力有可能下降，中國面臨的霸權壓力有可能減輕。

在受到西方大國抹黑孤立、威逼打壓，國際處境特別是西部安全環境大幅惡化的情況下，俄羅斯必須借助戰略利益、戰略理念廣泛相近同時又蓬勃發展的大國中國來平衡西方的壓力。

另外，這場危機幾乎把世界主要國都卷入了，而中國不是當事方，相對超脫。因此，各方都在看中國怎么做，都希望中國站在他們一邊。這就給中國外交運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搞好了，中國可以提高國際地位、增強國際話語權。因此可以說，如何應對這場危機，對中國的外交智慧是種考驗。

總之，烏克蘭危機很可能給中國帶來又一個10年的“戰略寬松期”。至于能否成為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則要看我們能否準確把握、有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