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最低工資不能說這幾年漲得快就一直漲

　　制圖：宋嵩

一問　標準怎樣確定

人社部一季度發布會顯示，截至目前，9地區已經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其中，上海市最低工資由1620元調整到1820元，調整后為全國最高。

“最低工資要保障的是低收入人群，保障勞動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也就是說，不光要保障勞動者自己，還要考慮養家糊口。”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綜合計劃處處長葉維弘介紹，據此原則，最低工資標準主要圍繞生活成本考慮，“如物價，側重考慮食品類物價。”

要考慮消費支出。每年，上海統計局調查總隊都會按季度公布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水平。葉維弘表示，“這里面主要考慮低收入戶的消費支出，這能更多地反映出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支出數字。”

還需參考上海全市職工平均工資水平。去年國務院批轉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到2015年，絕大多數地區的最低工資要不低于上年平均工資的40%。這意味著，平均工資與最低工資之間，將呈現出“水漲船高”狀態。

要考慮就業狀況。按規定程序，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由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會同上海市總工會、上海市企業聯合會、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共同研究提出方案，并在擬訂過程中充分聽取方方面面的意見。

“幾輪座談會，聽取工會和企聯、工商聯調研后提出的意見，也聽取企業特別是小企業的意見，看大家的承受度。”葉維弘說。

客觀來看，標準制定部門需要秉承的原則是：既關注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也考慮企業的經營狀況和承受能力，力求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科學、合理。用通俗的話來形容，就是“兩頭兼顧、求平衡”。

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是個科學的過程，有客觀模型與公式可循。“兩種計算方法，比重法和恩格爾系數法。現在一般用比重法，數據獲得性較好些，根據上述統計數據測算出參考數據，再經多方討論審核后最后確定。”葉維弘介紹。

二問　動了哪塊奶酪

2014年，上海將最低工資標準往上增加200元。

“最低工資提高后，對企業成本肯定有影響，因為最低工資有一個傳遞效應。”葉維弘分析，原來低于最低工資的人必須加到最低工資線，“比如原來拿1620的人，現在就是1820了。但原來你是1620，我是1800的，你漲到1820了，我也只拿1820這就不行了，肯定要超過1820才行。企業發放工資是按照崗位不同，有級差的。”

“最低工資有向上傳遞的效應，但越往上去這個效應是遞減的，每個月拿好幾千的人相對沒這么大影響了。”葉維弘說，這意味著，最低工資標準對整體提高低收入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具有積極的作用。

受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影響較大的企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服務型的行業，如物業管理、超市、便利店、餐飲等。“物業管理靠服務收費，物業費漲不上去，最低工資上漲了，保安、保潔的工資就要提高，而物業能做增量的廣告費、停車費的增幅不大，壓力比較明顯。”葉維弘說。

“我們要考慮到企業和勞動者雙方的壓力。對企業來講，是人工成本的壓力；對勞動者來講，是生活成本的壓力，物價在漲，生活成本在上升。”葉維弘說，“政府部門要做的，就是把握好兩者之間的平衡。”

上海自1993年建立最低工資制度以來，除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按照國家統一部署未作調整外，每年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今年已是第二十一次調整。調整后，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仍為全國最高。

“企業受勞動力供求關系影響，對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的敏感度在下降。”葉維弘分析。“以前，在征求企業意見時，企業大多是不希望漲的，這帶來用工成本的增加。但最近情況有些新變化。這兩三年企業意見跟前幾年不一樣。企業的意見是：最好不要漲，但漲了也無所謂，因為你不漲我們也已經在漲了。”

調研實際市場后，主管部門發現，原來企業都是把最低工資作為招聘工資在招人，這三五年來已經逐步不行了。上海現在招工，一個普通農民工一般也要2500元以上才行，已經跑過最低工資標準了。

“我們也擔心最低工資上漲造成企業裁員。”葉維弘說，但上海有關就業數據顯示，這幾年來上海登記失業率穩定在4.2%左右，每年新增就業崗位穩定在60萬多。“都比較穩定，說明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得還比較合理，沒有對就業產生直接的、比較大的影響。”

三問　上漲空間幾何

最低工資制度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數據顯示，近兩年上海的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幅度在11%和12%左右，在未來幾年這樣的幅度是否還能夠維持？

通過了解最低工資標準制定制度就能發現，每個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與當地的物價水平關系最大。“上海現在是全國最高，這不是我們主觀意愿決定的，而是算出來的生活成本就高。”葉維弘說。

事實上，在前期調研中，有些專家還提出，上海的最低工資從實際生活的客觀需要來考量的話還是明顯偏低。

需要說明的是，上海市月最低工資標準不含勞動者個人依法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這部分由用人單位另行支付。勞動者延長工作時間的加班費，中班、夜班、高溫、低溫、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環境、條件下的津貼等也不作為月最低工資標準的組成部分。

目前，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口徑不一，只有上海、北京的月最低工資不包括社保個人繳費部分。“如果同口徑比較的話，上海老早就是全國最高了。”葉維弘說。事實上，即便是社保繳費，上海也是全國最高。上海社保最低繳費基數是上年平均工資的60%。隨著平均工資的增長，社保繳費也同樣會提高。

關于最低工資還有多少增長空間，葉維弘認為，“不能說這幾年漲得快就一直漲下去。這幾年上海雖然最低工資的絕對額最高，但增幅不是最高的。最低工資調整是要綜合考慮經濟發展、物價水平、企業成本、就業狀況等因素的。”

至于最低工資會不會加劇上海實體經濟的成本壓力？“現在的最低工資標準應該是符合上海實際需要的。上海有個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發展的問題，沿海地區都遇到這個問題，企業競爭力不能只靠低成本了，要靠技術和管理，靠提高勞動生產率，靠自主知識產權。”葉維弘說，“沿海地區人工成本適當高點是需要的，就是要對人力資本方面多投入一點，激發勞動者特別是技術人員的積極性。”

本報記者 曹玲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