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韓國沉船事故傷亡慘重 反映根深蒂固弊端

中新網5月4日電據新加坡《聯合早報》4日報道，承載476人的“歲月號”客輪，4月16日在韓國珍島岸外翻沉，韓國政府半小時內派出了救援隊伍，然而在三個多小時的沉沒過程中，只有170余人被救出。

韓國舉國上下在海難發生后陷入愁云慘霧中，人們除了為死難者感到悲痛，更對韓國的危機應變處理能力感到憤怒。

這次事故反映出韓國社會中種種根深蒂固的弊端，輿論紛紛呼吁政府以這次災難為鑒，痛定思痛進行改革。

“歲月號”出事后，世人的關注點首先是鎖定在船長和船員不負責任、棄船先逃，然而之后陸續揭露的詳情，反映出災難背后隱藏著種種深層的原因。

兩年前，“歲月號”運營商投入80億韓元從日本引進這艘已有18年船齡的二手船。這艘船經過大幅度改造之后，可多載100多名乘客，收入大幅增加。可是，改造后的船體上半部太重，以致船體嚴重失衡。此外根據船員，“歲月號”的貨運量常常為上限的二到三倍。由于超載會使船的運行速度降低，耗油量增加，為了“減重”，竟減少了儲存在水箱內以確保船體保持平衡的海水，即“平衡水”。

目前接受警方調查的姜姓一級駕駛透露：“‘歲月號’這次出航前，船員多次反映載貨太多，可能沉船；但公司根本不聽我們的意見。”

據了解，“歲月號”出事時載有包括180輛汽車在內的3608噸貨物，這比該船能承受的總裝載量987噸，多了近三倍的重量。

曾在“歲月號”工作過的一名船員說：“如果超載，至少要把貨物牢固捆綁；捆綁貨物的費用十分昂貴，綁一個集裝箱須用12個捆綁帶，而綁一個就需要8000萬韓元的費用。公司為了省這筆錢，數十噸的集裝箱只用‘繩子’來捆綁，這是多么危險呀。”

雇傭結構隱藏重大危機

在“歲月號”的17名船員中，12名是每6個月到一年簽一次合同的非正式員工，其中一人還是出航當天通過口頭招聘而來的，甚至連當天值班的船長都是隨時可被解除合同的合同工。

因此，即使知道裝載要求不合理，工作不穩定的船長和船員根本不可能拒絕。也就是說，在這次沉船事故中，“月薪270萬韓元的一年期合同船長”的雇傭結構隱藏著一個重大危機。企業為了減少成本和增加收入，其結果就是船體發生經常性故障和危險事故的風險增加。

“歲月號”一名前船員證實：“‘歲月號’引擎經常發生故障。”他因為非常不安，所以辭職了。

另一名船員之前曾向公司提意見，指“‘歲月號’有出問題”，結果遭到公司的威脅，說如果他再這么說就會被開除。

媒體報道，“歲月號”船主俞炳彥一家擁有5000億元韓元的資產，更引起社會嘩然。就如上述前船員說的，這盤生意“是用數百條性命做擔保來賺錢的行當”。

暴露企業漠視安全措施冒險賺錢

目前韓國的非正規員工總數達到1000萬名，在工作崗位上無法充分把握情況的交通業勞動者人數眾多，而他們卻在全國各地肩負著安檢、駕駛船舶和公共交通工具的責任。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數據顯示，韓國人的工作時間最長。2012年韓國人均全年工時為2092小時，比OECD國家平均水平多420小時，也比美國人(1798小時)和日本人多。此外，韓國25.7%職工的工資達不到平均工資的三分之二，比例為OECD成員國最高。

報告指出，一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越高、經濟增長速度越快，工資水平較低的就業崗位反而會增加。低工資職工過多可能會造成收入分配不均。此外，2012年，韓國的工傷死亡率也是全球最高，一天平均有5個人在工作場所死亡。

分析指出，大多數韓國企業認為，投資在安全措施上是浪費錢，因此它們往往敢于“冒險”，所雇傭的現場作業管理人70%是非正規人員。其中，必須對安全負責的能源、建設、監理業界，就有部分企業不雇傭技術人員和技師，而是通過給點錢借個資格證來敷衍形式上的要求。“歲月號”事故就無情地揭露韓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一個丑陋現實。

韓國政府信譽受重創

“歲月號”事故發生后，韓國政府的應對能力讓韓國民眾極度失望，樸槿惠政府治理國家的能力面臨嚴峻考驗。

韓國總統樸槿惠就任后將“行政安全部”改為“安全行政部”，以凸顯“安全”為執政的重中之重。然而，“歲月號”事故發生后，民間發出了“桌上執政”(即執政措施僅停留于桌面，未付諸實踐)的罵聲。

韓國政府目前面對的最大責難是在事故發生后，沒能及時掌握情況，采取了錯誤的應對措施，因而導致災難擴大。

4月16日當天上午8點58分，“歲月號”發出“船正在下沉”的求救信號，海警一接到信號馬上調動16架直升機和24艘船前往救援，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也成立了事故處理本部。韓國政府隨后告知民眾“所有乘客都安全得救”、“現場是波浪高度只有1到2厘米左右的較為平靜的海面，所以不會是大事故”。然而，后來的情況完全不是那樣。

輿論抨擊政府輕率對待

輿論普遍抨擊政府輕率對待，在救援初期沒派出全力，結果錯失了救出更多生命的機會。

事發當天，4月16日上午10點20分，船體傾斜90度以上的狀況下，海警發出“無人員傷亡，大部分的霧都散了，乘客全員都會安全得救”的樂觀論，在短短一個小時之后就完全破滅了。

當時，當局只派出20名潛水員搜救，后來得知數百名乘客被困在船里，才加大力度調派救援。可是，在搶救的過程中，韓國政府先后6次修改船上乘客和獲救者的數字，信息混亂令心焦如焚的家屬怒火中燒。

有安全專家指出，雖然現任政府以“安全韓國”為標語推行了很多政策，但實際情況顯然沒有什么改變，這次事故就反映了這一點。

輿論不斷抨擊政府應對不力，韓國總理鄭烘原于4月27日宣布辭職，可是這未能平息民間的憤怒。越來越多民眾認為，如果要糾正歲月號事故暴露出來的問題，必須在國家的層次上進行改革。

觀察人士：韓總統將透過追究海難責任改革弊端

兩天后，韓國總統樸槿惠也就沉船事故向國民道歉。她強調，將以這次事故作為重新打造韓國安全體系的起點，要求內閣擬定根本和徹底的國民安全對策。她還宣布，將大幅度改革公務員體系的弊端。

韓國社會的解讀是，總統在暗示將透過追究“歲月號”事故責任的過程，著手改革官僚社會弊端，尤其是被詬病已久的“官黑幫”(官僚+黑幫)的人事安插慣例。

曾擔任總統秘書室長的前國會議長樸寬用說：“國家要改造公務員意識，同時要打破安逸和明哲保身的陋習、改變極度嚴重的組織利己主義文化。”

韓國媒體指出：“要深刻認識到這次事故是共同的責任，是我們這一代無責任感的產物。在大海上的客輪就像是一般社會和國家的構造。如果說客船是一個組織體，一個國家的話，船長就是領導人，船員就是和領導人一起的各個機關負責人，而乘客就是構成員、百姓。‘歲月號’就是今天的自畫像。”

很多專家指出，正如韓國人說的“丟了牛才修牛棚”(亡羊補牢)這句俗語一樣，現在需要的不是“畢業旅行全面中止”這樣無責任感只為應急的門面措施，而是要對災難的根本原因進行整體分析，整頓錯誤的制度和習慣做法。

外國媒體對“歲月號”沉沒事件進行了廣泛的報道，也對韓國做了尖銳指責，如質問韓國現代社會水準、韓國政府危機管理能力等，甚至有的還指韓國是“落后型國家”等等，這些都刺痛了韓國民眾的心。

對此，韓國媒體紛紛呼吁韓國全民團結，以這次災難為鑒，推動整個社會進行變革，以獲得新生。

海難引爆集體愧疚感

“歲月號”的400多名乘客當中，共有325名學生就讀同一所高中。眼看著幾百個青春生命魂斷海上，韓國社會出現了“對不起”綜合征。

在首爾，到處都能看到“對不起，我們沒保護好你們”的橫幅，網上也充滿了緬懷、追思死者的寄語，以及對失責者的嚴厲指責。

“由于沒有責任感、不道德的成年人，孩子們永遠沉沒在冰冷的海中。韓國成年人們很抱歉，為了什么都做不了而感到歉疚。”

人們普遍認為，客輪安全檢查不到位、事前沒對學生進行安全輔導等種種疏失，都是成年人不該犯的錯。這讓很多成年人感到愧疚。

此外，客輪出事后浮在海面上超過兩小時沒能獲得及時的救援，也讓很多人產生無力感，益發對遇難孩子感到抱歉。

1994年首爾圣水大橋倒塌事故、1995年三豐百貨商店坍塌、今年2月慶州毛海洋(Mauna)海洋度假村的體育館坍塌事故等發生時，韓國民眾雖然都感到痛心難過，但“歲月號”事故引發的是一種“集體的愧疚感”，特別是“身為成年人而感到抱歉”這樣的前所未見的困擾。

首爾大學附屬醫院江南中心精神健康醫學系教授尹大賢指出：“此次事故相當于全體國民都成了目擊者，國家、社會和個人都受困于面對逐漸沉沒的船只卻什么都做不了的無力感中。這可以說是韓國歷史上，自韓國戰爭之后的一次最大心理創傷。”

慶熙大學社會系教授金重白說：“三豐百貨商店坍塌或慶州毛海洋度假村事故都在一瞬間發生，但此次客輪出事，電視直播了下沉的過程。大家眼睜睜地看著孩子沒能獲救，心中的無力感不斷擴大。”

此外，韓國社會非常重視親情，父母和子女間感情深厚的傳統文化也在這方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韓國亞洲大學社會系教授盧明愚指出：“歲月號事故并不是單純的海難，它完完整整地反映出了韓國社會的沉重面，整個國民由此更加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

他說：“罹難的都是年少的學生，家中有孩子在求學的家長們感同身受，感到無比的悲愴，對死者的歉疚之情也就不斷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