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間臥室擺放26張床 群租房取締為何不容易

群租房，就是改變房屋結構和平面布局，將房間分割改建成若干小間分別按間出租或按床位出租的現象。按照現行法規，群租房的改造和出租均屬違規違法。然而，由于群租房主要需求者為一些低收入群體，監管部門往往面臨情與法的困惑。盡管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近幾年不斷出臺規定整治群租房，但政策制定容易，落實很難。

日前，本報記者深入上海、天津、長春等地，尋訪群租住戶、中介、房東、民警等相關方，探討現象背后的原因。

長春市二道區商圈群租公寓需求旺、管理難

1間臥室擺滿26張床鋪

記者 祝大偉

在長春市街邊，記者隨機向路人詢問“男生公寓”“女生公寓”。一些市民跟記者滔滔不絕地介紹起來，“紅旗街、重慶路等大商圈外來打工的多，周邊小區的公寓，街邊招租的小廣告貼得多了。”這些所謂的“公寓”，就是出租床位的“群租房”。

在長春市二道區，以北方市場為核心的綜合性購物商圈是長春市東南區域主要購物區。在離北方市場不遠的路邊廣告牌上，貼滿了帶有“男、女公寓”字樣的紙片，其間還夾雜著“插間”的招租廣告。這些廣告比較簡單，“男生公寓”幾個大字，下面就是一串手機號碼。

記者隨機聯系了一位房東，來到緊鄰北方市場的一個小區“看房”。小區門口布滿商鋪，進出隨意，典型的“開放式小區”。小區門口處，一棟6層高的居民樓，墻上貼著不少公寓招租的紙片，4個單元的防盜門都四敞大開，顯得有些破舊。

來到最西面的單元，責任片警的公告牌上也被各種廣告紙片占據。敲開門，記者眼里的“公寓”里床鋪滿當當的。走進屋里細細觀察，大概80多平方米的房子，兩室一廳，其中一個朝北的臥室由房東自己使用，剩下的屋子里上下兩層的床鋪貼著墻擺放，中間是過道。

房東還沒到，來自黑龍江的吳默向記者介紹，“咱就是個打工仔，吃穿住行能省就省。插間每個得500多塊錢呢，這公寓按床鋪收費，下鋪一個月140塊錢，上鋪便宜10塊。住上鋪就行，每個月再加10塊錢租床被子。”

30多歲的吳默在這個“男生公寓”住了6個月，已經習慣了屋里床鋪挨著床鋪的生活。“屋里總共26張床鋪，還有兩三個鋪空著。不滿意，再看看，房東在這個小區還有幾套房呢，其他小區也有，加起來得10多套房吧，都是這樣的公寓。”吳默說。

吳默在長春市一個汽車裝飾品生產廠打工，一天得上11個小時左右的班。雖然辛苦點，但每個月將近4000多元錢的收入，還是讓他比較滿意。吳默覺得，大家出來打工還都能有個體諒，“晚上10點就給熄燈了”。

“房租一個月一付，交錢就能住。”這讓吳默感覺挺方便，“如果沒有這樣的公寓，咱們去哪將就啊！辛苦打工掙的錢，租房就得花去一大部分。住這個公寓的都是打工的，有黑吉遼的，還有南方的，天南海北的就這么住到一起了。”

吳默住在客廳里，一個不大的客廳擺了9張床，上下18個床鋪，把窗戶的位置都堵得死死的。差不多每個床附近都有一個插線板，被膠帶固定在床頭的墻上，一些插線板上還插著手機充電器、小風扇等。

房東告訴記者，交個身份證復印件，簽個字據，交房租就可以入住，“我們不挑人，只要愿意來住就行。但是住進來的如果愛鬧事，我們給退房，不讓住了。”

“別看我們屋里條件緊張點，瞅瞅外面可都是繁華的商鋪。”在光鮮的商圈邊緣蝸居，吳默只求住的經濟和安穩，“這都是個人家的房子，我們也是正常的租戶，沒人來檢查，房東管理得好我們就知足啦。”

長春市朝陽區義和路派出所民警告訴記者，長春市公安機關對出租房屋清理整頓工作已經進行了兩年。盡管“群租”公寓人口流動頻繁，長春市按照“以房管人”的原則對房客身份進行登記核實，管住并督促房東及時上報信息，要求每個公寓必須設置值班管理員。

然而，民警在工作中也面臨不少困難。“群租”公寓的管理缺少相應的法律依據，只能參照旅店來管理。但民警發現治安消防隱患，卻沒有相應的處罰規定，“只能千方百計做工作，多督促整改。”據民警介紹，排查監督對推進“群租”公寓的管理有效果，但長期有效的監管模式依然缺乏。

長春市部分街道上“群租”公寓的小廣告普遍，市民已經習以為常。有市民表示“‘群租’公寓確實為城市外來務工人員提供了經濟實惠的住所，在城市中有市場，真正取締很難，而形成有效的監管，讓公寓規范安全經營或許是個辦法。”

天津市誠基中心交通便利、管理松散

公寓樓成為群租重災區

本報記者 靳 博

天津市誠基中心，位于市內寸土寸金的黃金地帶南京路商圈，樓下就是公交站和地鐵站。可現在，每天早晨7點剛過，家住誠基中心15層的李先生就要出門上班，“路上只有一刻鐘，等電梯就得20分鐘，這還是這幾年政府治理多次，明顯好轉之后的結果。”李先生居住的公寓樓共48層，每層近20戶居民，12部電梯。“按理說也能將就用，可是自從小區里出現了‘三大房’，一到早晚高峰，電梯總是要等候超長時間而且常常滿員，根本擠不上去”。

李先生無奈地說，誠基中心的業主稱樓內的日租房、群租房、隔斷房為 “三大房”，“這‘三大房’再加上出租給公司商住兩用的房間和一二樓的底商，我們的居住環境算是徹底毀了。” 而在網上，隨處可見對于誠基中心隔斷房、日租房的投訴，包括噪聲擾民、人員魚龍混雜、治安差等問題，在記者實地探訪過程中，也發現誠基中心的電梯間、樓道內隨處可見日租、辦證甚至“上門按摩”之類的小廣告，在20層以上的居住區域內，仍可見掛有“日租”“租房”乃至公司牌匾的商用租戶。

在誠基中心底商的不少小超市、飯館里，都可以看到“出租房”的小廣告，記者走進其中幾間，除了一家中介明確表示不出租隔斷間之外，其余都表示有隔斷可出租。

在繳納了100元鑰匙押金后，記者跟隨一位年輕男子來到位于三號樓25層的一間公寓。這間原本的兩室一廳被分隔成5個小間，廚衛公用，從沒有窗戶、只能放下一張單人床的“膠囊公寓”到帶窗戶、電腦桌的大隔斷，有多種戶型。敲擊隔斷房間的墻板，空洞的聲音提示這只是一層薄板。“房型不同房租不同，最小的750一個月，押金500；最大的1200一個月，押金1000，水電全包。”“需要證件嗎？”記者看到超市貼有租房需出示證件的提示。“不用，交上押金，留個電話就行。”這名年輕男子肯定地說，“你要不滿意還可以3天之后再來，有一個退房的，每月1000塊錢，10平方米，帶電腦桌和一個小衣架。但你最好抓緊，現在管得嚴，基本上沒有新隔斷，出一套租一套。”

為啥誠基中心的群租房這么火？

在房客眼中，誠基中心這類“膠囊公寓”式的群租房由于交通便利、租金便宜、管理松散，成了實實在在的“福利房”，是不少中低收入人群、特別是外來務工人員和剛畢業大學生解決住房問題的首選方式。“南京路這位置，附近商場多、餐廳多，打工的也多，房租水漲船高，租個老偏單至少每月3500，一個人要小2000，可在誠基800塊就夠，反正我白天也上班，要個那么大的也沒用，還能省不少錢。”租住在誠基中心三號樓內隔斷房的小伙子高建告訴記者，他在附近的一間餐廳做服務員，單位幫忙聯系的這里，“雖然小點，但都是同事，能將就。”

不少業主認為物業管理的松懈是罪魁禍首。“我們2009年入住時，一樓大廳的門禁是天津最先進的，可現在呢？形同虛設！”李先生激動地說。記者在早晚高峰和夜間探訪誠基中心，雖然每棟樓下都有保安和門禁系統，但是記者沒有受到任何盤問或被要求打卡，而晚上10點仍然熙熙攘攘的人流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樓內居住人口的稠密。

但是物業管理人員也是一肚子委屈，記者通過李先生，采訪到誠基中心物業方——長城物業的一位工作人員。“誠基中心存在先天的設計不足，給后期的物業管理造成了很多困難，三幢高層，卻擁有近5000個居住單元，有一層8梯38戶的樓型，甚至還有一層16梯62戶的樓型，且大部分居室為中小戶型。這種鴿子籠式的布局，你說里面能有多少住戶是為了自己居住？”這位工作人員反問記者，加上誠基中心每棟樓都有數個出口，較難把控，“再說我們又不是公安局，房主只要不把房拆了，不把樓道堵了，里面樂意怎么租、租給誰我們哪管得了？單靠加強物業管理根本解決不了群租房問題。”

上海長寧公安分局新涇派出所民警

社區警務九成涉及群租糾紛

本報記者 郝 洪

5月9日下午，記者隨上海長寧公安分局新涇派出所社區民警董麗娟走進天山怡景苑。小區里，滿目的香樟樹散發著陣陣清香。然而，走入小區某棟一樓某戶群租房，大門剛推開一條縫，一股污濁之氣就竄了出來，熏得人不由得后退幾步。

這套12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隔出了7間房，分布在只容一人通過的曲折走廊兩側。推開走廊盡頭約50厘米寬的窄門，我們被迎面立著的活動晾衣架絆了個趔趄。房間只放了一張約1.2米寬的小床，一張約1米見方的小寫字桌，兩個人站在里面都嫌擠。

“姑娘，這里可不能燒飯啊！”居委會書記張德鳳拉開窗簾，窗臺上堆滿了瓶瓶罐罐，中間還有一個電磁爐。“我只是偶爾熱點東西吃。”租客小尤的臉微微泛紅。

這樣的一間屋子，月租金要1100多元。“再加點錢可在郊區租個單室戶了。”董麗娟說，“這里男女混住，人員又雜，多不安全。”

“這里離地鐵近，我乘兩站路就可以到公司。再遠一點，交通費又要上去了，開銷大不說，也不方便。”小尤說。小尤在一家企業做會計，她先生則是一家企業的銷售人員。倆人一個月工資共5000多元。“我是過年后來的，住了3個月，明天就退租了。”有了身孕的小尤暫時辭掉了上海的工作，回安徽老家休養。

天山怡景苑的群租房里有許多像小尤這樣的年輕租客。“我們轄區內群租房租客大約有兩種，一是剛畢業參加工作的小白領，一是周邊商業樓宇中的服務行業人員。”新涇派出所副所長程敏說，“他們早出晚歸，租房一般離公司或地鐵比較近，方便上班。而我們這片區域，一室一廳的老公房，月租金也要4000多，他們怎么租得起？”

“我90%的工作和群租房有關。”董麗娟坦言。自2010年開始分管天山怡景苑小區起，董麗娟的主要工作就是治理群租房，和群租房的二房東、租客斗智斗勇。

新涇派出所轄區為城郊結合部，聚集著大量的商貿企業。“天山怡景苑2010年開盤，很多業主都是投資客。當時，房價不到2萬，三室兩廳的房子，月租三四千元。”董麗娟說，“一些人將這些投資客手中的房子租下來，簡單裝修一下，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隔成六七間，每間600—1000元租出去，從中牟利。”據介紹，天山怡景苑有住戶1459戶，現有群租房38戶。2010年、2011年高峰期，小區群租房在140多戶。

天山怡景苑的群租房少了，并不意味著群租房量的整體下降。“他們都轉移到更遠的城郊去了。”董麗娟說，“只要有群租市場存在，群租現象就無法杜絕。”

“我們只能勸誡，根據有關處罰條例，只有判定合同違法，才能實施強制處罰，但合同是否違法，我們社區民警無權排查。”程敏說，打擊群租，首要的是擠壓二房東的生存空間。

當然，既然市場有需求，就要向市場尋找藥方。新涇北苑內嘗試推行“回租”用于“公租”的辦法頗有成效。這里空置房較多，大多一戶多房，長寧區公租房運營公司將這些房源集中，和業主統一簽訂租賃合同，再統一裝修，租給周邊企業做職工宿舍。“既保障了業主和租客的利益，又便于管理。”程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