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重拳反腐不護短 今年以來4名“內鬼”落馬

② 作風不正要被點名通報

在高調反腐的同時，中央紀委也不斷加大制度創新力度，強化自我監督，不僅刮骨療毒，也大力改進工作作風。

今年2月28日，中央紀委常委會審議通過了《關于公開曝光紀檢監察干部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案件的通知》，要求對紀檢監察干部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案件，一律點名道姓公開曝光。

繼去年12月25日中央紀委在官網通報了4起紀檢監察干部違紀違法典型案件之后，今年2月9日，中央紀委再次通報的4起典型問題中，點名道姓地對紀檢監察干部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行為進行了曝光。其中，既有江西省南昌市安義縣委常委、縣紀委書記吳強酒后駕車肇事致人死亡問題，也有湖北省襄陽市國家安全局紀委書記吳基綿駕駛警用車輛交通肇事致人死傷問題；既有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紀委副科級紀律檢查員、監察員申萬灝違規接受宴請酒后毆打鎮紀委書記等問題，也有山西省河津市紀委工作人員任建剛大辦其父喪事違規收受禮金問題。這些人有的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有的被開除了黨籍、公職，涉嫌犯罪問題還被移交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除此之外，根據中央紀委官網等網站，各地被曝光的紀檢系統相關干部的違紀還有多起。比如，甘肅武威市涼州區永昌鎮紀委書記程熙因出具虛假證明、干擾辦案工作等問題，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云南省紀委公開通報3起紀檢監察干部違紀典型問題。湖北省十堰市紀委監察局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了鄖縣柳陂鎮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李勝祥帶“彩”打麻將違反“八項規定”典型案例。

“紀檢監察干部的地位與扮演的重要角色，決定了他們必須承受更嚴格的監督，要帶頭正風肅紀，只有高標準、嚴要求，才能使紀檢監察干部被嚴密而有效的紀律和規范約束，劃明‘底線’，標明‘雷區’，從一開始就管住吃拿卡要等行為，即使有人想沉淪也并不容易。”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希賢對本報分析說。

③ 風險為何增高

本是“打虎的武松”，緣何因為自身不潔而成為“被打者”？

在分析這些落馬的紀檢系統相關官員的特點時，李永忠認為，共同點在于他們都處在反腐敗的第一線，處于風口浪尖之中。

張希賢進一步分析說，紀委系統的辦案人員出問題，很多表現在所辦案件，在查處過程中經不起誘惑，被拉下水，或者有人透露一些信息給腐敗分子，出現所謂的“內鬼”。

“所以紀委人員出事，多屬徇私舞弊的問題，包括包庇犯罪問題。”張希賢分析，他們的落馬，說明腐敗與反腐敗的斗爭越來越復雜，其間的博弈牽扯到的內外部矛盾交織到一起，內部的一些干部經不起考驗，發生了問題。

李永忠認為，紀委干部發生腐敗的現實性、客觀性和機會性都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本來是反腐的機構和辦案人員，結果反而比其他崗位風險更大。紀檢監察干部沒有天生的“腐敗免疫力”，一旦思想拋錨，放松警惕，就容易被金錢打倒，成為腐敗分子的工具。比如，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去年12月25日通報的4起紀檢監察干部違紀違法典型案件中的吳漢林、唐春剛、朱明義、姜偉等人，就是利用辦案受賄。“‘80后’的科級紀委干部吳漢林，1個多月受賄就1000多萬元，不是因為他本身有多大本事，而是利用辦案查案權力，瘋狂受賄，這不能不令人警惕。”李永忠說。

再比如近年來3個因為腐敗問題落馬的擔任過省紀委書記的官員：一個是擔任過廣東、浙江兩省省紀委書記的王華元，一個是四川的李崇禧，一個是山西的金道銘。“這3個紀委書記正好擔任過4個省的省紀委書記，王華元一人就占了兩個省：王華元是南(廣東)和東(浙江)、李崇禧是西(四川)、金道銘是北(山西)，東南西北都有省紀委書記中箭落馬了。”李永忠說，“還有湖南郴州市的原市紀委書記曾錦春留下的那句話：‘權力大也害死人，我就是被權力害死了’，這是一個曾經的紀委書記死前掏心窩子的話。”

④ 對自身的監督要更嚴

中央領導曾多次公開表示，“打鐵還需自身硬，正人先正己”。今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參加四川代表團審議時指出：紀委作為黨內專門監督機關，對自身的監督必須更加嚴格，執行紀律必須更加剛性，對跑風漏氣、以案謀私等違紀違法行為零容忍，堅決查處絕不手軟。

事實上，黨的十八大以來，紀檢部門的機構改革與制度創新不斷推進，制度之籠正越編越密。今年3月，最新一輪的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的機構改革，新成立了編制30名的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設4個處，專門負責對紀檢監察干部的監督，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副書記趙洪祝直接分管。

中央紀委副書記陳文清對此表示，增設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就是為了加大對紀檢監察干部違紀違法行為的查處力度，加強對紀檢監察系統自身的監督，防止我們隊伍內部出現“蛀蟲”，及時把“害群之馬”清理出去。

李永忠認為，由于被監督對象都是紀檢干部，而他們是辦案的內行，反偵查、反監督和反辦案的能力比較強，可能隱藏更深、更熟悉調查方式，所以對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工作人員的業務能力、政治素質的要求會更高。他比喻說：“要抓住狐貍就必須比狐貍更狡猾。”對于由趙洪祝直接分管這個室的安排，李永忠認為，趙洪祝在擔任中央紀委副書記的同時還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他的這一身份不僅說明了決策層對此事的重視，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中央對紀檢系統的監督，有些情況他可以直接向中央書記處報告。

李永忠認為，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的成立很快便發生了作用，中央紀委機關內一些違紀違法案例的查出與之密切相關。不過，他也表示，設立這個室更多只是應對當務之急的權宜之計，雖然對改變紀委書記的監管難題會有一定程度幫助，但本質上并未擺脫“同體監督”的老路，不外乎是在紀委內設立機構來監督紀委，因為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仍然立足于同體監督，而非異體監督。若要治本，最終還要靠紀檢系統外的“異體監督”解決。

張希賢認為，對紀檢監察干部的監督與管理問題，黨內黨外十分關注。如何加強對紀檢干部的監督和管理，應當在體制機制制度改革上，有新的思考。比如，應當有辦案過程預警機制，矛盾博弈風險防控機制，案件處理結果意見反饋機制，紀檢監察對案件過程跟蹤監督管理機制，及時受理內外舉報機制，案件結案后內外征求意見、綜合評估、細檢查漏機制等。

“再鋒利的刀刃，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兒。”李永忠建議，要通過民眾的監督包括媒體監督等體系外的監督，從‘同體監督’變成‘異體監督’，徹底根除‘燈下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