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拖了治霾的后腿？

新華網北京６月５日電（記者倪元錦）２０１４年以來，北京市在大氣污染防治等環境治理領域力度空前。自１月１日起，在全國率先大幅提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學需氧量、氨氮四項主要污染物收費標準，調整后的標準為原標準的１４－１５倍，為全國最高水平。以經濟手段促進治污減排，正在北京拉開序幕。

然而，有關專家表示，雖然治霾總體思路正確，但落實不力，治理難以短期見效。

復合型霧霾　治理難度超歐美

中科院“大氣灰霾追因與控制”專項首席科學家賀泓、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躍思指出，發達國家大氣污染呈現明顯“階段性特征”，即工業排放、城鎮化與機動車文明相繼發展，我國霧霾是在工業化發展與機動車劇增同步的情況下，污染疊加并相互作用所致，屬于復合型污染，不同于上世紀倫敦（煤煙型為主）、洛杉磯（機動車為首要原因）相對單一的污染，治理難度要超過西方國家。

這種復合型污染在數據上有明顯體現：根據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提供的ＰＭ２．５組分實時在線監測顯示，有機物、硫酸鹽、硝酸鹽為主要物質。

北京市環保監測中心主任張大偉介紹，硝酸鹽主要來自于煤炭和油氣燃燒，機動車排放所占比例非常高；硫酸鹽基本來自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在高濕度空氣下，轉換生成硫酸鹽；有機物來自煤炭、石油類燃燒的不完全燃燒產物，比如垃圾焚燒、露天燒烤、生物質燃燒、餐飲油煙、化工生產等。

污染復雜性不僅在于疊加效應，還在于不同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之間會發生化學反應，從而進一步加大霧霾產生的可能性，復合型污染條件下，整個大氣環境對污染物的容量下降。

“對于第二產業僅占２成的北京而言，機動車污染是‘氮氧化物’的重要來源。”賀泓強調，氮氧化物高濃度共存時，大氣對二氧化硫的容量會急劇下降，例如，京津冀霧霾很嚴重時，二氧化硫濃度其實也就相當于倫敦煙霧事件的１／１０，但因與其他污染物共存，大氣容量下降現象十分明顯，對治理霧霾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戰。

發展壓力大　“企業先隨意上點治污設施”

如何處理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是治理環境的掣肘。在不少地區，財政是“吃飯”財政，前幾年承接“污染”產業，如今環境治理成本沒有著落。“如果不發展經濟，既無法提高財政收入、向上級政府‘交代’，也難以解決群眾就業。”河北省一位縣級環保部門官員說。

曾任原國家環保局污控司司長的王漢臣長期調研全國鋼鐵基地。他坦言，不同于公安、審計、稅務，環境體制并無獨立性，地方環保局的婆婆是地方政府，經濟落后地區的“肚皮”都沒照顧好，哪會情愿搞環保？

業內人士表示，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７年，國家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大氣十條）的投資估算合計約１．７５萬億。然而，規劃不一定反映真實市場需求，一些業內人士對此并不樂觀。

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慶丹指出，需求可能是一廂情愿的推算，各級政府和企業恐在低成本環保投入上徘徊，導致了“企業你先隨意上點治污設施”的湊合局面。

提及環保服務類企業生存現狀，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脫硫脫硝委員會副秘書長路光杰表示，只有政府嚴格標準、到位執法，這樣排污企業才不會怕花錢，環保服務類企業才有飯吃，否則就是壓低價格、壓薄利潤，進而喪失研發動力。

“傻瓜才會燒好煤”

賀泓等業內人士認為，國務院“大氣十條”治理思路明確，京津冀的燃煤、機動車、工業排放、揚塵等幾大污染源顯而易見，但同時存在如何落實的擔憂。

記者調研了解到，排污企業應付檢查、治污產品惡性競爭是制約當前環境治理的“絆腳石”，而深究企業緣何沒有治污積極性，則暴露出治理成本倒掛等深層原因。

燃煤煙氣凈化主要是依靠脫硫、脫硝、除塵。一些排污企業為適應“形勢”需要，雖安裝環保設備，卻只在管得嚴時用來應付檢查，存在覆蓋率高、使用率不足的情況；還有企業為節省成本和降低運營費用，不顧環保設備治污效果盲目追求最低價，或不按設計要求使用設備，“小馬拉大車”造成治污難以達到效果。

路光杰算了一筆賬。“劣質煤與好煤，一噸價差一二百，大電廠一天燒煤１萬噸，一年價差好幾個億，傻瓜才會燒好煤。綜合各項環保費用，對于鋼廠，不用環保設備一年能省至少數百萬元，多則一兩千萬元。”

燃煤治理領域，還存在“法律不配套，標準不統一”。賀泓說，電力燃煤排放標準在中國已相當嚴格，但工業鍋爐和窯爐的排放立法遠遠不夠，再如水泥企業盈利微薄，標準稍微加嚴即可引發較大范圍倒閉，減排與經濟利益、就業致富、社會穩定存在博弈。

不同行業標準不統一的背后，或許是治理成本和效率不同。路光杰說，電力行業與工業小鍋爐，同是燒煤，脫硫脫硝技術本質一樣，但電站鍋爐很大，一天能燒１萬噸煤，小鍋爐一天至多燒幾十噸煤，每單位成本開銷所削減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量，小鍋爐相對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