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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界一度信奉“兩種文化理論”,認為在舊石器時代初期,東方是砍砸器文化圈,西方是手斧文化圈。長久以來,包括李超榮在內的國內考古學家們一直試圖打破“東方無手斧論”。
這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所(以下簡稱古脊椎所)研究員李超榮在走過無數的舊石器發掘地,經過大量的舊石器材料研究和分析后得出的結論。
日前,由李超榮主持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文物保護搶救發掘項目已順利完成。他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我們既完成了一項國家任務,同時也發掘了大量舊石器,為東西方舊石器文化交流的探討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80萬年前的手斧
手斧是重要的石器類型,它在研究舊石器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比擬的價值學術意義。李超榮認為,手斧是研究直立人與早期智人的計劃性、認知性和心智發育水平的特殊石器類型。
然而,早在上世紀40年代,考古界有一個“兩種文化理論”,認為在舊石器時代初期,東方是砍砸器文化圈,西方是手斧文化圈。而李超榮等一批國內考古學家一直試圖打破“東方無手斧論”。
1994年,李超榮等人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丹江口庫區多處地點采集了624件石制品,石器占44%以上,其中就包括了手斧、手鎬、薄刃斧、砍砸器、石球、尖狀器、刮削器和石錘。
2004年以來,李超榮帶領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丹江口庫區野外考察隊進行考古發掘工作,已經在湖北和河南省發現含手斧的舊石器遺址30余處。其中,經過專家證實,考古人員在丹江口雙樹舊石器時代遺址中搶救發掘出的手斧,是80萬年前的早期人類活動時留下的。
我國手斧工具的出現,不僅為研究南北過渡區舊石器文化發展與演變提供了材料,李超榮等科研人員還通過與中西方舊石器文化對比研究,提出中國與歐洲的手斧工具之間在類型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從材料上看不出它們之間存在文化上的交流。
隨后,李超榮與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昌江縣文化管理所等單位開展考古調查,并在不斷求索和對話歷史后,證實中國出土的手斧是“土生土長”的。
考古的藝術作品
丹江口庫區的舊石器,主要是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庫淹沒區的鄖縣、十堰市城區和丹江口市及河南省淅川縣發現的。隨著大量舊石器的出土,既表明該地區是我國舊石器文物埋藏的富集區,也說明該地區古人類活動時間漫長且頻繁。
丹江口庫區位于長江、黃河兩大流域之間的漢江中上游地區,漢水及其支流丹江由西向東、由北向南的交匯處,水域面積126萬畝,蓄水總量81億立方米,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源頭水庫。
李超榮告訴記者,庫區的考古工作一般在每年的春季和冬季開展,避開夏秋兩季是因為水位太高不利于發掘工作。
庫區的考察地點多數是淹沒區,船成為了主要的交通工具。經常跟隨李超榮一同考古的許勇告訴記者,他們會以船為點,以步行為面,采取拉網的方式,根據地形和地貌特征,對可能存在文物的地層或地段逐一進行調查。
許勇是古脊椎所繪圖室的一名工作人員,2004年加入李超榮的舊石器課題組。在經手過幾千件石制品后,現在的他只要把一件石器拿在手中,就能想見古人的打制過程以及是如何抓握和使用的。
在課題組里,許勇主要負責繪制石器標本插圖。在他看來,插圖不但要表現出石器的結構和立體感,還要呈現石皮、疤痕、打擊點、打擊方向等“科研內容”。
“我不僅要繪制好舊石器標本的插圖,還要對它的觀察、描述、分析、研究成果進行展現,這一點也突顯了科研與插圖繪制的緊密聯系。”在許勇眼中,那些出土的石器也是一件件等待他去繪制的藝術品。
人才與科普的搖籃
雖然從事的不是直接的科研工作,但通過近10年來追隨李超榮的考古足跡,許勇已經成長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考古人。
每次在開展考古發掘工作前,李超榮都不忘在當地先進行科普宣傳。他說:“我們既需要專業的科考人員,也要讓更多普通人了解文物保護的重要性。”
考古隊進行的工作曾經讓不少當地人好奇:“這些破石頭有什么好挖的?”李超榮不僅希望自己從中收獲研究價值,也會耐心地向當地百姓講授這些石頭所代表的古人用過的哪些生產工具。
當地老鄉獲悉自己家鄉還有如此的寶貝,也會主動將自己挖掘到的小東西送到李超榮這里來。許勇告訴記者:“老鄉非常細心,米粒大的石屑都能挑出來,這對我們保護文物非常有好處。”
考古是一件艱苦的工作,常常天還未亮他們就已上路。走路、爬山、搜索、采集、定點、定位、繪圖、運送并清洗標本,待標本干透了,再統一標記、整理、記錄、照相、包裝。
他們一般是白天發掘,晚上整理,有時候李超榮會把發掘現場當成天然的大講堂,把剛剛出土的手斧、石核、石器等石制品當作教具,向周圍的人們介紹他們的名稱、分類、用途,親身示范石制品的打制方法及使用方法,詳細講解在發掘過程中的注意事項等。
許勇至今還記得當李超榮用現場打制的刮削器輕松地割斷繩索,用石器砍斷竹板時,還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考古是一件艱苦的工作,也很鍛煉人。”李超榮說,“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文物保護搶救發掘項目已經結題。這個項目不僅為我們培養了一批考古人才,也在當地傳播了科普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