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解決中印邊界問題需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談判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爾巴喬夫應邀訪華。16日上午，小平同志同戈爾巴喬夫會晤。我當時負責新聞吹風。小平同志總結了中蘇關系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強調雙方交惡主要是蘇聯把中國擺錯了位置，實質問題是不平等。兩國無論是結盟還是對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蘇關系還是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戈爾巴喬夫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蘇中高級會晤標志著兩國關系進入了新階段，兩國關系將建立在國與國交往的普遍原則以及和平共處的原則基礎上。通過這次高級會晤，中蘇終于結束了幾十年的不正常狀態，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國家關系。中蘇關系正常化的實質就是做到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辦事。世界上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和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實現關系正常化，五項原則發揮了特別大的作用。

另一件大事是中國與印度的關系。中印兩國有著友好交往的悠久傳統，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是中印兩國共同倡導的。然而，中國和印度因歷史、地理等原因，邊界從未劃定。由于印方堅持以所謂“麥克馬洪線”為邊界線，在軍事上推行“前進政策”，蠶食中國領土，1962年10月20日，中國軍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進行了自衛反擊。此后，雙方撤回了大使，兩國友好往來中斷。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也要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耐心進行外交談判。

2003年6月，時任印度總理瓦杰帕伊訪華，溫家寶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宴請，兩國領導人在宴會桌上就邊界問題建立磋商機制達成共識。瓦杰帕伊當場指定隨行的國家安全顧問布拉杰什·米什拉擔任中印邊界問題印方特別代表，希望中方也盡快指定人選。溫總理隨即讓我推薦一位相應人選。我建議由外交部黨委書記、副部長戴秉國擔任中方特別代表。溫總理當即讓我請示胡錦濤主席。我馬上離開宴會桌去給胡主席辦公室打電話，很快得到肯定答復。我又打電話找秉國同志，想向他通報一下情況，不巧他出去散步了。我回到宴會廳向溫總理報告結果，這事就定了下來，并寫入兩國總理簽署的《中印關系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第二天，秉國同志見到我問：“怎么回事，我一下子成了特別代表了，事先一點兒不知道，還是從廣播中聽到的。”我向他解釋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他笑了。

2005年4月，溫家寶總理應曼莫漢·辛格總理邀請訪印。雙方在正式會談時同意就兩國關系確立新的定位，但聯合聲明一直談不下來，分歧主要是在印度“入常”問題上。辛格強調，如聯合聲明不包含中國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表述，他很難說服印度人民，在議會和聯合政府中會遇到困難。兩國總理臨時決定，讓雙方外長出去商量這事怎么辦。于是，我和納特瓦·辛格外長暫時離開會談廳，很快就商妥了一個表述，內容為：中國和印度一致認為，聯合國的改革應該是全方位和多層面的，應該注重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印方重申其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愿望。中方重申，印度是重要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影響。中方高度重視印度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理解并支持印度在聯合國和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雙方重申，愿意在聯合國改革進程中進行密切磋商與合作。這段話照顧了印度的關切，又與我原則立場一致，實際上是互諒互讓的結果。會談后，兩國總理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中波關系沒有因波蘭劇變受到影響，中印關系經歷曲折，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五項原則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