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解決中印邊界問題需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談判

60年前，中、印、緬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堅定意志，是人類熱愛和平、反對戰爭思想的傳承和發展；60年間，五項原則在國際舞臺展現出東方人的聰明智慧和精神營養。日前，由中國公共外交協會主辦、人民日報社協辦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60周年紀念研討會舉行，與會的一些外交官講述了他們親歷的歷史事件和對五項原則的看法

中蘇關系正?；杏【瓦吔鐔栴}進行磋商，都是按照五項原則來辦事

講述者：李肇星

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會長，中國外交部前部長

1964年，我從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同年7月29日，外交部教育司(現干部司)的一位負責同志找我談話，向我介紹了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外交干部十六字原則，即“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這里說的“掌握政策”，我理解其中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新中國成立后，中蘇關系友好。但由于蘇聯不能平等對待中國，不尊重中國主權，50年代后期兩國關系逐漸惡化。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更加劇了兩國緊張關系。同年9月11日，周恩來總理抓住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赴越南參加胡志明主席葬禮回國途經北京的機會，在首都機場同他會晤，進行了坦率耐心的談話，但蘇聯仍一意孤行。

1982年3月24日，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發表講話，對中國進行了攻擊，但字里行間卻透露出想同中國改善關系的愿望。鄧小平同志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應。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就此舉行了他作為外交部發言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發布會，發布了只有三句話的簡短聲明。那時，我在新聞司外國記者處工作，擔任此次發布會的英文翻譯。至今我都記得那三句話：“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于中蘇關系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系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當時中蘇關系正常化面臨三大障礙，即蘇聯在中蘇邊境和蒙古駐扎重兵，武裝占領阿富汗，以及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這三大障礙明目張膽地破壞五項原則，分別從北面、西面、南面威脅到我國安全。因此，小平同志指出，中蘇關系的改善必須是有原則的，蘇聯必須拿出實際行動來改善兩國關系，消除這三個障礙的根本，就是要求蘇聯遵循五項原則。

1988年12月1日，錢其琛外長訪問蘇聯，主要目的是解決三大障礙。這是30多年來中國外長首次正式訪蘇，可以說是一次破冰之旅。這也是我第一次陪同錢外長訪問蘇聯。同行的有蘇歐司司長戴秉國、亞洲司副司長張青、俄語翻譯宮建偉等。訪問一共3天，很緊張。其間，蘇方答應逐步消除三大障礙。時值嚴冬，莫斯科大雪紛飛，寒風刺骨。12月2日深夜，錢外長找戴秉國、張青和我在住地院子里踏著厚厚的積雪，邊散步邊討論訪問成果。大家都認為訪問基本達到了預期目的。12月4日，我們回到北京。錢外長一下飛機就向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小平同志肯定這次訪問，認為中蘇關系正?；幕緱l件已具備。沒過多久，我們正式邀請蘇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華。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爾巴喬夫應邀訪華。16日上午，小平同志同戈爾巴喬夫會晤。我當時負責新聞吹風。小平同志總結了中蘇關系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強調雙方交惡主要是蘇聯把中國擺錯了位置，實質問題是不平等。兩國無論是結盟還是對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蘇關系還是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戈爾巴喬夫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蘇中高級會晤標志著兩國關系進入了新階段，兩國關系將建立在國與國交往的普遍原則以及和平共處的原則基礎上。通過這次高級會晤，中蘇終于結束了幾十年的不正常狀態，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國家關系。中蘇關系正?；膶嵸|就是做到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辦事。世界上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和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實現關系正?；?，五項原則發揮了特別大的作用。

另一件大事是中國與印度的關系。中印兩國有著友好交往的悠久傳統，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是中印兩國共同倡導的。然而，中國和印度因歷史、地理等原因，邊界從未劃定。由于印方堅持以所謂“麥克馬洪線”為邊界線，在軍事上推行“前進政策”，蠶食中國領土，1962年10月20日，中國軍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進行了自衛反擊。此后，雙方撤回了大使，兩國友好往來中斷。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也要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耐心進行外交談判。

2003年6月，時任印度總理瓦杰帕伊訪華，溫家寶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宴請，兩國領導人在宴會桌上就邊界問題建立磋商機制達成共識。瓦杰帕伊當場指定隨行的國家安全顧問布拉杰什·米什拉擔任中印邊界問題印方特別代表，希望中方也盡快指定人選。溫總理隨即讓我推薦一位相應人選。我建議由外交部黨委書記、副部長戴秉國擔任中方特別代表。溫總理當即讓我請示胡錦濤主席。我馬上離開宴會桌去給胡主席辦公室打電話，很快得到肯定答復。我又打電話找秉國同志，想向他通報一下情況，不巧他出去散步了。我回到宴會廳向溫總理報告結果，這事就定了下來，并寫入兩國總理簽署的《中印關系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第二天，秉國同志見到我問：“怎么回事，我一下子成了特別代表了，事先一點兒不知道，還是從廣播中聽到的?！蔽蚁蛩忉屃耸虑榈膩睚埲ッ}，他笑了。

2005年4月，溫家寶總理應曼莫漢·辛格總理邀請訪印。雙方在正式會談時同意就兩國關系確立新的定位，但聯合聲明一直談不下來，分歧主要是在印度“入?！眴栴}上。辛格強調，如聯合聲明不包含中國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表述，他很難說服印度人民，在議會和聯合政府中會遇到困難。兩國總理臨時決定，讓雙方外長出去商量這事怎么辦。于是，我和納特瓦·辛格外長暫時離開會談廳，很快就商妥了一個表述，內容為：中國和印度一致認為，聯合國的改革應該是全方位和多層面的，應該注重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印方重申其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愿望。中方重申，印度是重要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影響。中方高度重視印度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理解并支持印度在聯合國和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雙方重申，愿意在聯合國改革進程中進行密切磋商與合作。這段話照顧了印度的關切，又與我原則立場一致，實際上是互諒互讓的結果。會談后，兩國總理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中波關系沒有因波蘭劇變受到影響，中印關系經歷曲折，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五項原則的價值

講述者：裴遠穎

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前駐波蘭、立陶宛、印度大使

在我個人的外交經歷中，我深深體會到五項原則對外交實踐的作用和意義。1989年，在我擔任中國駐波蘭大使期間，波蘭發生劇變。劇變后，波蘭的社會制度改變了，而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原先建立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共同性基礎上的兩國關系模式顯然難以為繼。怎么辦？中國很快找到答案，那就是尊重波蘭人民自己的選擇，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指導和發展兩國關系。實踐證明，中波關系沒有因波蘭劇變受到影響，不但保持了原來的水平，還有所發展。后來中東歐國家相繼發生劇變，基本上都是以這種模式妥善處理了雙邊關系。這也說明五項原則是經得起考驗的，是富有生命力的。

1991年，蘇聯還沒有解體時，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三國就已宣布獨立，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發生了根本變化。當時擺在中國面前最直接的問題就是要不要承認他們，對它們采取什么態度；這里有種種因素需要考慮，如果處理不好，內外都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因此，中國怎樣表態，國際上非常關注。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中國很快就承認了波羅的海三國并派遣大使。我們這樣做的根據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波蘭外長對我說，你們堅持五項原則，尊重各國人民的選擇，做得非常好，令人欽佩。他的這番話也反映了當時國際社會的普遍看法。我被任命為中國駐立陶宛第一任大使。我到立陶宛遞交國書，先后會見了立陶宛總統、總理和外長。根據國內指示，我表明了中方立場：中國外交政策的總方針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尊重各國人民的選擇，中國愿意在此基礎上同立陶宛發展友好關系。對方表示，立陶宛敬佩中國經濟成就，高度評價中國公正的外交政策，立陶宛認同和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絕對不會同臺灣發生政治關系(當時臺灣正在加緊對波羅的海三國開展“銀彈外交”)。當時的立陶宛總統在意識形態方面雖然很強硬，但他也認識到，不能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來決定國家關系，應當把兩國關系建立在五項原則基礎上，這符合立陶宛自身利益。后來在涉臺問題上，立陶宛確實是這樣做的。

印度是同中國建交最早的國家之一，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第一個。中印建交雖然早，但兩國關系發展經歷了種種曲折，這種起伏與是否遵守五項原則緊密相關。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印關系有過一段黃金時期，兩國人民非常友好，“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號響徹街頭巷尾。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希望保留英國殖民時期在西藏的特權，這個想法中國當然完全不能同意。經過多次談判，1953年底，雙方就中印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系問題舉行談判時，中國提出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這個問題的共同方針，印度接受了這個想法，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并為兩國政府以后共同倡導五項原則奠定了基礎。1959年至1962年間，中印關系出現大轉折，兩國關系陷入冰點，甚至兵戎相見。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后，兩國關系逐步轉暖，至今已發展為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出現一個新的高潮。不能不說，中印關系的起伏，與兩國能否貫徹五項原則并以此為基礎處理兩國關系密切相關。當五項原則得到遵循時，兩國關系就發展、前進，當五項原則遭到違反時，兩國關系就受到挫折，甚至倒退。這是經歷史所證明了的寶貴經驗。

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深化和發展過程看，是經過了一脈相承的三個階段的。第一階段，是倡導和貫徹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第二階段，是提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口號并力求充實其涵蓋內容；第三階段，是勾畫構建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遠大目標。中國多年的外交實踐證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中國外交理論的基礎和不斷發展豐富的源泉。

萬隆會議上，五項原則所體現的東方人的智慧甚至讓對手改變立場

講述者：黃桂芳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中國前駐菲律賓、新西蘭、庫克群島、津巴布韋大使

60年前，中國、印度、緬甸等亞洲國家剛擺脫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贏得解放和獨立，廣大亞非拉國家爭取民族解放運動正風起云涌地展開。當時，中國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基本內容為四個“互”字、一個“共”字。前四項原則是各國建立正常關系的基礎和進行交流合作必不可少的條件。而奉行四項原則，就能實現第五項——和平共處。

上個世紀50年代，印度、緬甸和印度尼西亞等亞洲一些新獨立的國家奉行和平中立外交，主張維護世界和平，既不倒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也不倒向以蘇聯為首的東方，在兩大集團之間保持中立。1955年，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在五項原則基礎上確認了指導亞非國家關系的萬隆十項原則，意義非凡，體現了亞非各國人民為反對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促進亞非國家友好合作而共同斗爭的精神。

上世紀90年代初，我擔任中國駐菲律賓大使，時任菲律賓副外長的蘇亞雷斯同我憶起了萬隆會議。他說，當年參加萬隆會議的菲律賓代表團長卡洛斯·羅慕洛(時任駐美大使)，是位眾所周知的反共親美的外交官。在會議初期，他曾與少數人一起公然攻擊共產主義，并聲稱面臨中國“顛覆”威脅。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我們與會者應當求同而存異，將共同的愿望和要求肯定下來。周恩來坦誠的發言和真誠的人格魅力讓羅慕洛動容，在他看來，周恩來不顧“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發生，仍毅然率中國代表團與會，表明中國的一片誠心和親仁善鄰的和平思想。因而，羅慕洛轉變態度，同周恩來進行友好接觸，出席周恩來宴請，并對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表示贊成和贊賞。蘇亞雷斯稱贊說，東方人的智慧在周恩來身上淋漓盡致展現出來！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打破了幾百年來西方在國際法治上制定游戲規則而造成的“霸道”局面，并讓美國獨霸世界的全球戰略暴露無遺。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后提出“一手抓箭、一手抓橄欖枝”的所謂“和平戰略”。60年后，美國為維持在世界的領導作用，戰略重心東移，自2008年起高調提出重返亞太，啟動再平衡戰略，妄圖遏制中國日益增強的國力和影響，也有管控盟國的意圖。它在中國周邊縱容少數國家對華挑釁和發難挑起東海、南海爭端。但是，中國將一如既往地成為地區和平最堅定的捍衛者和地區發展最有力的促進者。

60年來，不管國際風云復雜多變和國內情勢的發展，中國都恪守五項原則處理周邊和國際關系。周邊外交一直是中國整體外交的亮點，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和睦鄰、安鄰、富鄰方針。去年底，習近平主席又提出了樹立正確義利觀、“親、誠、恵、容”的新理念以及打造命運共同體、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等新理念、新倡議。這些新主張體現了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發展的時代潮流和現實需要，有助于推動中國和周邊國家睦鄰友好合作關系提升到新水平。

中國在外交實踐中尊重中小國家人民自己的選擇，贏得了廣泛贊譽

講述者：張九桓

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副會長，中國前駐尼泊爾、新加坡、泰國大使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產生、發展為新中國外交實踐提供了一個法寶，也為發展中國家維護自身權益提供了一個保障。直至今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仍然顯示出無窮的生命力。

廣大發展中國家支持和擁護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小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落后等原因比較容易發生政治動蕩，而大量事實表明，來自外來的干預只會加劇這種動蕩并非有利于問題的解決。我國在外交實踐中遵循五項原則，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這些國家人民自己的選擇，贏得廣泛贊譽。

我曾經先后擔任中國駐尼泊爾和駐泰國大使。近幾年來尼泊爾政治發生重大變化，共和制取代了君主立憲制，尼泊爾共產黨的力量在這場變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始終未做任何干預，受到尼泊爾廣大民眾的贊賞。而某些國家的干預行為則受到尼泊爾的抵制和批評。

2014年5月，泰國發生了一場政變。自1932年以來，泰國發生了近20次政變。對于泰國的政變，西方持嚴厲的譴責態度。我國持不干涉泰國內政立場，相信泰國人民可以處理好自己的事情。2006年泰國發生軍事政變時，我任中國駐泰國大使。泰國國家電視臺邀請中、美、英三國大使做同臺專訪，我們各自闡述了本國政府對泰國政變的立場、政策和主張。英、美大使的表態可想而知。我在訪談中特別強調，中國人民相信泰國人民最了解本國國情，應該有智慧、有能力做出最恰當選擇，按照自己的意愿處理好本國的事情。采訪播出后，電視臺統計觀眾對各國大使的支持率，結果是中國大使得票占壓倒優勢，英、美得票甚少。這說明廣大泰國民眾不喜歡別人干涉他們的內政。

在處理大國關系時，同樣應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日本有一種輿論，稱亞洲國家反對安倍參拜靖國神社是干涉日本內政，這是謬論。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是對當年軍國主義者發動侵略戰爭的肯定和美化，已經不是內政問題。美國以海上問題為抓手，推波助瀾，挑撥中國和鄰國關系，試圖以此遏制中國的發展。這是對中國主權、中國的發展和發展道路的不尊重。我們提出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原則應該是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其中相互尊重是基礎也是核心，中美關系發展應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五項原則在指導國家關系，無論大國還是小國關系發展都有著重要現實意義。我們應該繼續堅持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發展和豐富它的內涵。

圖片說明：

圖①：1955年，周恩來總理在出席萬隆會議途經緬甸首都仰光時，與緬甸總統巴宇(左二)、印度總理尼赫魯(左三)、埃及總統納賽爾(左四)交談。

資料圖片

圖②：2007年2月14日，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左)、印度外長慕克吉(中)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會晤。三國外長確信，國際關系民主化是建立多極世界的關鍵，其基礎是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相互尊重及國際法等原則。

資料圖片

圖③：2009年1月，張九桓大使在泰國曼谷舉辦的詩書個展上向泰國公主詩琳通贈送書法作品。

張九桓大使提供

圖④：2014年6月11日，由中國公共外交協會主辦、人民日報社協辦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60周年紀念研討會在京舉行。

本報記者 陳尚文攝

版式設計：宋嵩